——一个民间心理救援组织在四川灾区的救助之路

山坡上的迷彩帐篷已经成为复课后的北川中学重要的一部分。

7月2日清晨，有学生掀开帐篷，奇怪当天的活动怎么还没开始。

志愿者解释，当天学校要布置高考考场，活动都将移到初二（1）班教室外进行。

这是“心灵花园北川中学工作站”，由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分析研究所、复旦大学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合办。在震区，这样的工作站还有两处，一个在都江堰，一个在德阳东汽集团灾民安置点。

工作站的发起人是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和他的妻子、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家高岚。

如果不是这场大地震，高岚和丈夫应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瑞士滑雪度假，或者飞到慕尼黑与留学的儿子团聚。

自5月18日以来，高岚和十名心理学博士组成的专业心理救援队已经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的半山腰上驻扎了一个多月。这里成了孩子们最开心的地方。有的孩子喜欢围坐在竹床周围，杀几盘象棋。有的孩子喜欢蹲在沙盘旁摆弄玩具。有的孩子喜欢拉上心理辅导老师，说个没完。

7月2日，记者和高岚坐在初二（1）班的教室外聊心理援助的话题。

就在这间教室里，5月23日温家宝总理用粉笔题写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当时聆听总理勉励的高三（1）班两个同学入选“英雄少年”并被北大、清华提前录取。

这个教室旁边的路上走过多位名人、政要。高岚对这一切都不在意，她更关注从她眼前走过的每一个孩子，她能叫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他们似乎才是她与这方陌生水土的根。

本报记者周敏

一瓶花露水的错误

采访之前，我把一大袋东西交给头天认识的三个女孩，她们是初二（1）班的小虹，高一（3）班的杨柳，高二（6）班的小梅。（注：均为化名）

袋里有她们最想吃的零食泡椒凤爪，一瓶花露水，一本最新的《萌芽》，一副耳机，一袋苹果。这是三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半天后才商定的一份购物单。

我只是想像宠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宠爱一下三个经历大难却顽强挺过来的孩子。

然而我的“善举”却是一个错误。

高岚提醒：头一天才发过花露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主张孩子动辄向校外寻找依靠，这不利于培养团队的凝聚力。

刚来的时候，高岚也犯过和我一样的错误，看到孩子缺什么就赶紧买什么。学校曾经发过五批花露水，有喷雾的，有涂抹的，一个孩子一瓶，可他们发现，孩子弄丢后并不知道心疼。他们开始反省：到底要帮助孩子重树什么样的心灵？是安于享用社会各界的爱心奉献，还是奋发图强，早日自立？

生活用品的发放很快改成以班级或帐篷为单位进行。高岚和她的志愿者也有意识地在孩子面前表露，晚上确实蚊子多，他们也睡不好。但这是现实，必须面对。

高岚也有脆弱的时候，但她甚至连哭都不回避这些学生。

自强的前提是正视困难。

从拒绝到接纳

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成员雷达从成都赶赴都江堰参与救援。听到电话中他用急促的声音通报灾情，申荷永和高岚坐不住了。第二天，他们决定自费拿出5-10万，从自己带的心理学硕士生、博士生中招募志愿者奔赴灾区。

5月17日，夫妇二人带着十名心理学专业的博士直奔德阳东汽集团。听说北川中学2800多名师生中有近半数遇难，幸存学生转移到绵阳长虹三厂安置，申荷永和高岚连忙赶到绵阳。

校长刘亚春谢绝了他们。此前，北川中学惊魂未定的孩子们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心理辅导，有的志愿者像走马灯，有的调查机构为了冷冰冰的统计数据，要学生填写调查问卷，卷中甚至问道“经历地震后你是否有过死亡或自杀的念头”，看得孩子们心惊。

高岚没有放弃。

她看到一位志愿者给一个男孩子做心理辅导。男孩失去了妈妈，志愿者要他给天堂的妈妈写封信。高岚很错愕：这显然违背了心理学上一条基本原则，已经结疤的伤口千万不要再揭开。

孩子跪在地铺上，摊开作业本，写起来。而志愿者似乎很忙，不断催促。

孩子写好了，志愿者竟然把这封信撕下来，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然后转身而去。

孩子呆呆地跪在那里，高岚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她不明白：一个志愿者怎么可以这样草率地扔下孩子离去？

她走过去，跪在孩子面前，轻声询问。

孩子的手臂受了伤，已经感染。高岚拿出碘酒为他擦洗。

慢慢地，她跟孩子交流起来，几个孩子围了上去。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做起了游戏。

校长刘亚春和几位老师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含泪对申荷永说：“实际上，孩子非常需要心理辅导。我们的老师也一样。就是我，和你们说说话，心里也好受多了。”

申教授告诉这位带领全校挺过灾难的校长，我们不会像别的志愿者那样今天来明天走，我们会和北川中学一道，至少三年。

一位老师用广播宣告了这些专业心理志愿者的消息。

午后，顾不上吃饭，志愿者和孩子们围坐在草地上，开始最初的集体治疗。

那些默默发生的快乐

5月17日，随着高三年级率先复课，“心灵花园”的志愿者们也来到了长虹培训中心安营扎寨。

学校的围墙外有火车轰隆驶过，孩子们吓得以为又是地震来了，惊恐不已。

今年硕士毕业的尹芳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半个月了，她发现这些孩子还是像“惊弓之鸟”。很多孩子不习惯进教室。做集体活动的时候，只要楼上有点声响，哪怕是搬动桌椅的声音，楼下的孩子也会拔腿就跑。

绝大多数孩子自5月13日从学校撤离以后，四处辗转，再没有回过学校，很多孩子还没获得家人的消息。孩子们不相信那么大一个北川县城，那么大一所学校，说垮就垮了，跟做梦一样。

按照心理学的规律，灾后3个月受灾人群处于应激状态，通过足够的情绪宣泄，大部分人会在3个月后慢慢恢复正常，只有极少数人可能成为心理高危人群。

有的孩子好朋友不在了，班级消失了，家没了，他们折出千纸鹤，找一个角落静静地烧掉以示祭奠。志愿者默默地陪着；

有的孩子与志愿者交流时滔滔不绝，志愿者耐心地倾听，这些努力表现出活泼、乐观的孩子很可能压抑着内心巨大的不安与伤痛。

这是成人也难以承受的巨大创伤，孩子们太需要有一种途径把内心的恐惧、惊慌、不安表达出来。

唐家山堰塞湖形势危急，学校通知全体师生随时作好紧急撤离的准备。志愿者们随身背着背包，带上一点干粮和水，却一直坚持跟班级一起做活动，他们以实际行动告诉孩子：我们在一起，绝不会弃你们于不顾。

每一个活动都把孩子对志愿者的信任向前推进一步。

伤疤不会消失，但疼痛可以慢慢平复。

这天，在初三（2）班做活动时，有个孩子画下了尹芳的双手。尹芳很惊讶，孩子说，你上次来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尹芳很欣慰：孩子们开始有改变，有快乐。尽管这些改变外人还看不见，但毕竟有了。

尹芳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学校进行论文答辩后，又迅速回到这里。

“我原来以为我帮助了他们，其实，是他们帮助了我。”

“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幸存者的自责像山一样压在这些初涉人世的孩子心上。

小虹，初二（1）班学生。她有点得意地告诉记者，刚入选夏令营，要去青岛。

我了解到，她的入选不是因为她表现优异或者成绩优良，而是因为她在地震中失去了父亲。班上共有6个孩子入选，多是有类似的原因。

地震之后，小虹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勇敢。

5月12日下午上电脑课。她奇怪电脑摸上去怎么有触电的感觉，正在疑惑之际，地动山摇，她想往教室门外跑，却被震倒。她很害怕，开始往门口爬，不到20米的距离竟然像20公里那么长。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小虹似乎没有太多的悲伤。同学们失去亲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她嘻笑着，在帐篷间钻进钻出。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几个同学在谈论家人的死亡，尽管说话的声音很小，还是被小虹听到，那一刻，平时没那么强烈感受到的悲痛突然化作汹涌的眼泪，止也止不住……

杨柳是高一（3）班的同学。地震的那个下午，她们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几乎是眨眼之间，她和同学们都感到了大地的震动。短短几秒，教学楼在她们眼前就垮成了废墟。

短暂的惊恐之后，老师带领男生冲进废墟救人。杨柳也跟了上去。一个男生转身吼她：“你是女生，上去干嘛！”杨柳没答话。她的很多好朋友都被埋在里面。

杨柳和老师同学一起，在废墟下拼命地挖洞，好给被埋的同学放进一点空气。

那个洞挖了一整夜。天下着雨，无遮无拦。他们不敢停止片刻，家长、学生都加入挖洞的接力。挖出的洞仅容一人钻进去。她听见废墟下一个同学说他叫杨川，想喝水。

杨川最后的话是：“老师，我肚子好痛好痛。”便再无声息。

操场边有处单杠，平时总有男孩子喜欢在上面翻上翻下。那一夜，单杠边摆放的学生遗体越来越多，杨柳不敢再看……

很多天以后，杨柳依然陷入噩梦。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她拉回一片废墟之上，她听到总有被埋的同学在呼救，单杠边叠放着一具又一具同学的遗体。

“我给同学放进了空气进去，可还是没救活他们。”

“学校撤离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走在最后？”

……

杨柳今年3月刚满17岁。地震使她觉得人的生命像陶瓷一样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碎。

志愿者安慰这个坚强的女孩：等你长大后终究会明白，伤痛是人生的体验，你纳入了，它就成了财富。人可以柔弱得像一棵芦苇，也可以坚韧得像芦苇。

爱是一种支撑

“小勉，时间到了，还不快吃饭去。”高岚看到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孩走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催促着。

因为家穷，母亲在几年前离开了，他和老实巴交的父亲相依为命。

学校发放的救济衣物，小勉一件也舍不得穿，全给父亲留着，他觉得父亲更需要。对这样的孩子，高岚更像一个生活老师，在需要时给予提醒。

小勉一个星期不洗澡，他嫌排队麻烦。高岚不作声，拿条毛巾在他脸上一擦，黑黑的印子羞得他赶紧去澡堂。

她绝不试图填补母亲的空缺。“一个志愿者，可以以母亲的心态走近这些孩子，但永远不要试图填补母亲的空缺。否则，一旦你因为某种原因离去，孩子会承受第二次分离，心灵同样会受伤。”

在高岚他们看来，孩子需要靠内在的力量成长。志愿者要做的，是给他一种支撑，这种力量比重新把孩子捧在手心里更长久。

在行动中心愿才有价值

如果不是地震，绵阳河东岸的土地上会崛起一个漂亮的小区，并像它的名字“枕水小镇”一样美丽宜居。

现在，这里成了德阳最大的灾民安置点。

7月3日，记者找到位于安置点的心灵花园工作站，李荣明在这里负责志愿者的协调事务。他的心理咨询公司开在成都西华门街。地震袭来时，有当地“首席心理专家”之称的他也很慌张，他在跑下楼的时候摔了两跤。

在得知老师申荷永教授来了灾区，他马上加入了这个心理援助团队。

孩子成为心理救助的重点。5个志愿者挤住在一间活动板房里，腾出一间板房，开设了夏令营。一下子涌来五六十个孩子，比他们预计的多出几倍。做沙盘游戏，绘画，唱歌，看动画片……久违的欢笑在板房里响起。

这个工作站的创建人之一心理专家雷达6月9日在一场车祸中遇难。自地震以来，他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没回家，每天接送志愿者们往返于绵阳和德阳之间，工作18个小时以上，疲劳之极。

雷达去世20多天后，他的女儿降生了。他的家人不接受记者采访，认为他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在天堂里会心安的。

志愿者小董来自福州，在离开前，她告诉孩子们：“我们的来与去都有不同的意义。爱靠每一个人传递下去。”

那一句话意味深长：

只有在行动中，心愿才有价值。

后记

截止到6月30日，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的专家们已经为灾区提供了160人次的专业心理援助。他们计划在灾区设立100个“心灵花园工作站”，专门从事震后青少年心理救助。

“我们不受雇于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我们的独立更能保证我们在从事心理救助方面更真实。”说起“心灵花园工作站”的设想，高岚强调它的独立性。

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政府专门制定了为期10年的心理干预计划。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灾难后的心理干预多由社会机构承担。灾后寻求心理援助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之一。在我国，灾后的心理援助还刚刚起步。据统计，灾后约有4500万人需要心理干预。

他们的路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