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敏

　　近日，中央纪委等部门颁布实施《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其中有专门条文指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的，将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处分。
　　违规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乃一些地方客观存在之现实。本次出台规定，可谓有匡正现实的针对性和紧迫性。
　　切近的例子，是不久前的贵州瓮安事件。事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总结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石宗源的这句话，被舆论广泛提及和征引，与本次的规定可说是一种意思，两种表述。这一种意思，就是对待群体性事件，要依法使用警力、慎用警力。更广泛地说，不仅对群体性事件，对个体性事件也要依法使用警力。
　　警察部门，是国家权力机关；警力，是公权力的组成和表现。警力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安全，“保证国家的每一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的规定，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同时，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
　　因此，对警力使用较为完整的理解应该是，不仅警察的具体执法行为必须以法律为准则，不能违反规定，对警力的调动和使用也要依法。后者就是石宗源所说的，不能动不动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
　　不能违反规定使用警力、慎用警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不能违反规定使用权力、慎用权力。事实上，此前一些引起舆论抨击的事件中，警力不当使用的背后，往往有难受制约的权力行使。比如辽宁西丰事件，西丰警察进京捕拿《法制日报》记者，就是因为报道被认为涉及西丰县委书记的负面新闻。
　　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面前，任何一个个体成员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使得谨慎使用权力，权力应受制约和监督，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共识。不论群体性事件还是个体性事件，可能首先要详加分析，仔细鉴别，对于其中存在的违法之举，警力的使用是必要的，但一些合理的诉求或其他反映渠道不畅而导致的一时情绪，其实可以通过其他有效的处置解决。这一点，也是瓮安事件的反思和教训。
　　动不动使用警力，可能有短期、暂时的效果，但若就此形成某种手段依赖，则并不利于对警力的规范，乃至对权力本身的规范。长此以往，难免造成对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贻误和伤害。这次《规定》的颁布实施，有中央纪委和监察部作为主导，这或许表明，慎用警力就是慎用权力、规范警力首先要规范权力的理念，正内蕴其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