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敏

　　青少年杀人或者对他人施加残酷的暴力，是台湾导演杨德昌在其作品中经常讨论的主题，比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等。青春以暴戾血腥的面目呈现在影像里，能够引发观影者内心的震动。惟其是艺术影像，其实也容易被审美地理解，降低现实的残酷度。暴戾的青春，不只在影像中。近段时间来，这样几个事件应被记住：
　　因几句简单口角而起，22 岁的昆明大学生小雪被室友等10 名同学围殴、凌辱，暴力过程长达5 个多小时（7 月17 日《春城晚报》）；
　　咸宁职院中专部一学生干部因批评新生打扑克，遭5 名新生群殴致死。5 名新生有2 人1992 年生，3人1993 年生（7 月23 日《楚天都市报》）；
　　17 岁的武汉中专学生玲玲，被同寝室室友怀疑偷手机，遭受殴打和恐吓（7 月24 日《长江商报》）……
　　不需要再列举更多。在网络上用关键词搜索，会看到数目惊人的类似的青春暴力事件。这些事件起因各异，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指向残酷的暴力甚至死亡。
　　用暴力手段发泄情绪、解决问题，历史上一直被坚定地批判，现代社会则有法律来规制暴力。从那些青春暴力事件来看，暴戾之气、丛林法则，动辄挥舞拳头、夺人性命，开始向青少年蔓延，出现低龄化倾向，成为一些人解决人际争端的不二之选。他们的情绪积聚，瞬间冲决理智防线，转变成暴力行为。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叫做“暴力”。
　　他们多是学生，其中不乏大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也不可能一点意识不到暴力行为的后果和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强法制教育之类的陈词滥调，不可谓不对，但面对作为整体面目出现的青春暴力，不具有太多的说服力。是什么让青春屡屡以暴力的面目出现？是什么让青春暴力的实施者，甚至没有想过非暴力的途径，就直接选择了暴力？这其中，当然不排除个体的特殊生活背景和家庭成长背景，也不排除某些人更敏感、更易怒、更暴躁。但各地发生的、作为整体面目出现的青春暴力事件，并不是一种孤立或偶然的存在，而是嵌入到某种更大更广阔的背景，成为社会整体状态的某种投射。
　　社会成员的成长与举止，往往受到社会的规定和影响。如果强者欺负弱者、富人污辱穷人、不受制约的组织权力侵犯个体，成为社会常见之现象；如果讲道理、辩论乃至民主商议、内心的道德、外在的法律规则等理性非暴力的途径被跳过，暴力成为多数人下意识地选择，且屡屡奏效；如果暴力发生之时，制暴止暴的意识和力量缺位，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那么处于此氛围之中的青春成长，会是何种面孔、何种表现，不难想象。
　　人们保持对青春暴力事件的痛感，正表明暴戾之气并未完全侵蚀人心，社会的人性力量依旧强大，依旧在不妥协地拒绝暴力、抵制暴力。我们应拒绝暴戾的青春，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一切的暴戾，不论它以何种面目、用何种名义施加。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若总能怀有尊重和敬畏，多一些基于人性之善的感同身受，少一些人性之恶的暴力表现，即便不会让暴力完全绝迹，至少埋藏着一个更善良和温存社会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