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渐飞 实习生周霞
◆无心插柳
随口一句唠叨开创了一个时代
“如果是我当厂长,决不允许懒散、不重视质量这些不好的现象存在!”1984年10月,来汉工作的德国专家格里希怎么也想不到,他随口的一句唠叨,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我国自格里希开始逐步引进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1984年8月,德国人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格里希是一名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
武汉柴油机厂制造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在武汉工作期间,格里希在武柴看到令人痛心的一幕:员工劳动纪律涣散,经常迟到早退,上班期间看报喝茶;企业管理无序,浪费严重;产品质量差,返修率高……
格里希每当看到这些后,总是忍不住唠叨:“要是我当厂长……”这话被他的翻译听到后,就向时任武汉市外办主任的丁华作了汇报。
武汉市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大胆地拍板:好,那就让他当厂长!格里希的正式任职期自1984年11月1日直到1986年11月4日。
武汉市外国专家局副局长王瑗接受采访表示,聘请外国人担任国有企业厂长这一大胆举措,是武汉改革开放创造的一个“全国第一”。当时海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个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
◆走马上任
大刀阔斧改革,武柴产品走出国门
“我不愿把我的知识和技术带到坟墓里去,希望它们能对中国有所贡献,让中国农民花同样多的钱,能买到更好的农业机械。”格里希走马上任后,马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强化质检权威,格里希将一批很能干的技术人员调到质检部门,并给每个质检人员发了一套红色衣服,质检人员拥有与厂长同等的质量否决权。
1985年6月,江城骄阳似火,在全厂中层干部、技术人员会议上,格里希恳求大家抓产品质量。他苦口婆心地说:“你们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发疯了,每天不知道享受,天天到车间去吹零部件,累得满身是汗……我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拼命干,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老婆、孩子。”
在任两年间,格里希从严治厂,身体力行,其做法受到了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赏,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武柴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格里希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据武柴最后两位厂长谢长钦和柴玉本回忆,他的包里面放三样东西: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游标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
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格里希在1985年初提出了结构工资制,在此制度下,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
格里希的改革给武柴带来了新气象:职工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产品向东南亚七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重回起点
格里希离任,武柴走向破产
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资格,成为来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1986年11月,格里希离任。1987年7月,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1994年,武汉市政府授予他“黄鹤友谊奖”。
武柴原厂长柴玉本告诉记者:“格里希离开后的一段时间内,武柴还是很重视产品的质量。1986年至1989年,武柴连续3年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市场。在格里希时期,武柴被当作一块‘试验田’。格里希走后,这块‘试验田’慢慢荒芜了。”
此后,发生在武柴的一系列事情让人惋惜不已:
1986年11月,格里希离任。武柴的管理又逐步恢复原样。质检人员虽然还穿着红衣服,但已无管理权威。1987年,厂里有一批产品质量较差,质检部门认为应该返工。但厂领导觉得用户反正急于求货,无须重来。质检人员坚持了几句,却被厂领导认为“不听话”。
1988年4月,洛阳拖拉机厂订购了一批柴油机。当武柴将精心挑选的10多台样品送上检验台时,全部被检验为不合格:送上去一台,被丢一台。1990年上半年,东南亚国家向武柴订购一批产品。质检部门认为产品质量不行不能出口。但厂领导说: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时间快到了,即使是豆腐渣也给我弄出去。结果,第二年,东南亚地区再也不要武柴的产品。
1993年4月中旬,73岁的格里希重回武汉。此时,武柴开始出现亏损,到1998年已经完全破产。2004年武柴卖完了全部设备清厂交地,并按照武汉市的政策安置了武柴原有员工。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
对于武柴的破产,柴玉本认为,“除了体制、观念等原因外,最根本的还是企业不重视质量,没有将格里希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坚持下去。”
◆老友追忆
格里希是“一只早叫的洋公鸡”
7月3日,原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柴玉本谈起格里希赞不绝口。他说:格里希那种认真、吃苦、敬业的工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柴玉本认为:“格里希对武汉柴油机厂最重要的影响是他给老的观念和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格里希当厂长时,除主抓质量、从严治厂外,还提出过一套企业改革方案。他说:“武柴如果减掉三分之一的人员,我保证生产效益能跃上一个新的水平。”
他提出过减员的办法,即分流一个人出厂,就付给一万元的安置费。但这一改革当时根本就行不通,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一些老工人骂他是“盖世太保来了”。
对此,格里希的日记也记下了当时遇到的巨大阻力,“本应于198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资改革方案,因为员工的抵制,一直到6月还不能落实。”
格里希的先进管理理念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柴玉本对此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质量的问题不是仅凭格里希一人的力量就能解决的。这涉及到管理体制问题,当时的中国,产品质量由厂长说了算,而不是质量工程师说了算。如果能够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就需要让工厂变成一个具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停产整顿。但当时政府是不会轻易地下这样的命令。柴玉本形象地把格里希比作“一只早叫的洋公鸡”:“他来早了,因为当时中国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人们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