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穷人是政府济困的前提

　　政府是否有能力完整识别和把握政策对象，这绝不是一个轻巧的问题。这种能力的缺失，轻则令二次分配走样，政策公平无存，重则令权力自我腐蚀，民生疾苦加剧。
　　因而，在政府出台济困措施的大好目的之下，也不应忽视潜在的公共政策问题。以法制化形式掌握公民经济收入状况，确立公共决策的信息基础，这些都是行政能力与水平问题，完全可以改善。需要区分的两类情形是，其一有能力无意愿，这是存在已久的行政权力监督问题；其二是有意愿无能力。基层政府在特定阶段以追求民生改善为政治正确，却发现政策所向，找不到也找不准政策想要帮扶的真正穷人。
　　当然，东莞政府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从另一角度说明，基层政府在公共职能上已经或者正在告别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的糟糕状况，转而进入更复杂也更微妙的发展阶段。公众需要有能力也有意愿保障公民的现代政府。当基层政府能做到始终有意愿去关注穷人，也始终有能力识别穷人，给予他们及时的帮助和关心，方是政府现代行政技能的提升。

　　——（7 月21 日《南方都市报》）评东莞向低收入市民发红包，因估计不足致财政支出可能超出估算1倍多

　　眉批：东莞事件，不仅仅关乎“穷人的识别”问题。它的标本意义在于：当政策过于粗放，行政也会陷于“不义”。只有在技术和程序上接近科学和民主的政策，才能经受住社会公正的考验。

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值得反思

　　近年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基础之上，而这次引发全球经济滞胀风险的导火索为需求端。从全球经济生态链的角度看全球经济的滞胀风险首先表现在需求端的美欧国家，经济滞胀风险从美欧等发达市场传导至亚洲制造端国家存在明显的时滞。一般在正常情况下这一传导时滞为３～９个月。本次向亚洲经济体的传导从时间上看似乎有些偏离。导致这一传导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欧为防止金融危机扩展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打乱了市场正常的传导条件。遗憾的是，包括一些经济界人士把这种传导的时滞错判为亚洲经济体与美欧经济的脱钩。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经济滞胀风险传导至亚洲经济体中间间隔了较长一段时间，但从危机的破坏程度看，亚洲经济体对经济滞胀的承载能力要显著低于美欧国家。
　　总之，对于亚洲经济体的宏观调控部门来讲，需要有效利用好经济滞胀传导的这段时滞，做好应对经济滞胀风险的思想和政策准备。同时，亚洲各国需要深入反思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与１９９８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和变化？从而进一步思考亚洲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增强亚洲经济体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和水平，如何开发亚洲这个待开发的市场，避免简单地切入或融入以美欧为主的全球经济生态链。

　　——（7 月21 日《中国证券报》）评建立在全球经济长期失衡基础之上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眉批：能源危机已对亚洲各国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各国经济滞胀风险概率正在不断提升。在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集体反思经济增长模式亟不可待。

朝鲜半岛局势亟须进一步调解

　　最近一周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并未随着六方会谈重开，朝核问题终于向问题解决的“最后阶段”——第三阶段的迈进而呈现缓和迹象。相反，朝韩、日韩相继发生龃龉，旧乱未了，又添新愁，一度出现的乐观苗头骤然收紧，局势复陷入局部震荡与紧张。因半岛传统的地缘重要性，该地区出现任何动荡，都会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忧心忡忡，从而给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和谐造成不利影响。
　　围绕核、金刚山、竹岛及绑架人质等问题，韩朝、日韩与日朝间各自展开自己的利益诉求，历史悬案与现实利害纵横交织，错综难解，牵一发而动全身，无一不是结构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区域的稳定，既考验着各国执政者的智慧，也呼唤着国际调解的进一步介入。

　　——（7 月21 日《新京报》）评朝核问题迈向问题解决的“最后阶段”

　　眉批：朝鲜半岛的和平曙光才现，立马黯淡下来。正如我们坚信未来一定会光明，问题终究会圆满解决那样，过程的艰辛与曲折似乎总也避免不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更高的外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