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敏

　　为缓解武昌火车站打的难，武汉交管部门将于近日试行“的士过桥不限单双号”政策。
　　武昌火车站打的难是个老问题，难在哪里、难到什么程度，相信市民都有体会。的士过桥单双号政策的实行，也久有时日。这次的打的难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方面，武昌火车站的改造工程，使周边地带交通出现拥堵。另一方面，随着22 趟列车改停武昌站，武昌站客流量增加。这些都在客观上增加了打的难度。
　　本月上旬，有关部门就计划调集上千台出租车前往武昌火车站东广场，意图缓解打的难问题。这次不限单双号的政策，应可看做是武汉市缓解该问题的一系列举措的延续。交管部门表示，“不限单双号”属于试行，并非正式制度，若试行效果不好，缓解作用不彰，会随时取消。虽则如此，我们认为，有关部门积极回应市民之呼吁，灵活变通采取措施的做法，仍然值得称道。
　　“不限单双号”对缓解打的难的作用有多大，并不能事前知晓，需要实践检验；此外，最初实行单双号的限制，本就是为了缓解长江大桥的车辆通行压力。若有关部门本次不祭出取消限制的试行措施，情理上也并非说不过去。但有关部门本着方便市民打的和出行的考虑，仍愿一试，且根据实践情况灵活应对与决策，而不是固执成规，不可变通，可称道之处正在于此。
　　这种可称道行为的背后，反映了城市灵活决策、随机应变的治理新思维。这种治理思维的生发，其实根植于城市的主体是人——即市民，城市的政策、措施和具体治理行为，都是为了居于其中的人的福祉，并没有自外于人的目的。当既有的政策或措施，涵盖不了新情况、新现实，有可能成为纾解民难之应变与尝试的某种牵绊时，应该主动灵活变通的是决策措施，而不是人。
　　试想，面对武昌火车站打的难题，若没有临时调配的士、试行“不限单双号”等灵活应变的举措，而是单方面地要求市民再忍耐一下，或者要求市民自行处理与解决，那么这显然是不妥当的，也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同。
　　事实上，近段时间关于城市灵活治理的可喜变化，并不仅此一例。比如同是交通领域，此前我们曾报道，由于武汉150 余处城建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市区全面进入“交通阵痛期”，有人为此提出“错时上班，错时上学”的疏堵设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曾实行过错峰上下班的做法，这次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有关部门表示将认真研究这项方案的可行性。这也是城市灵活治理的生动体现。
　　当然，城市灵活治理，并不是说不顾原则与制度的一味通融、逾越，也不是说要朝令夕改式的变化无端、反复无常，而是希望城市治理的硬性少一些，柔性多一些；直来直去少一些，灵活有效多一些；墨守固步少一些，随机应对多一些。若如此，城市将会呈现一种善治状态，而城市的善治，以人为本的灵活之治，会是居于其中的市民之福。

详见本报今日A03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