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　法国报刊惊呼：

5月29日午后两点，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走进了蓬皮杜总理办公室，近乎癫狂地叫喊：“戴高乐失踪了！”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原来，戴高乐去看望他的心腹旧部、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雅克·马絮五星上将。他表示说，他将召见法国驻德大使，以便让波恩着手他的“庇护”和流亡事务……马絮打断了戴高乐：“您不能离开，将军……军队将和您站在一起！”对这个历史性表态，戴高乐态度突然发生变化：“我将回巴黎去。我将与法国同在。”

后来，在很多的历史学家看来，此举不过是戴高乐以退为进、迫使军方表态的政治手腕之一。

《1968年法国革命》开篇写道，那是一场“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这是那样的一个事件：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不过巴黎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们早在1967年就开始了各类罢课抵制活动。就像所有大规模革命一样，革命的意识与群体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规模的运动中得到锻炼、蓄积和强化。　

“三月二十二日运动”

1967年春天，农泰尔文学院就开始流传宿舍革命、自由交合的消息。这不仅令家长惊慌，也令校方愕然，为了赶走赖在女生宿舍不走的男生，甚至出动了警察。　

1968年2月4日，拥护男女宿舍自由流通的造反运动传遍了整个法国，大量男生冲入女生宿舍抗议隔离的行动。一个星期之后，教育部发布新规：女生可以在晚上十一点以前到21岁以上的男生房间，而男生不许进入女生房间。

1968年3月22日，巴黎警方逮捕了6名(一说5名)据称因抗议越战而袭击美企的学生。被捕学生反传统与反美的双重身份瞬间点燃了革命的热情。学生们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组织核心队伍，撰写和散发传单，自命为“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是为“五月风暴”的发端。　

法国学生向左走

5月3日是一个标志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一些巴黎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的场景使巴黎成为继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法国报刊当时疾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不过1968年，当中国红卫兵在全球培养了无数模仿者的时候，由于派系冲突与武斗的发生，它自身反而开始衰落了。1968年，是中国的知青年。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自己要求插队的红卫兵。随后，上海开始组织红卫兵集体插队。就在全世界城市青年左转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反而因为他们可能存在的右倾危险，而隐藏到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去了。

法国的学生运动得到大多数巴黎人的支持，一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持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致电政府，对学生表示同情。

工人逐渐参加到斗争中

5月6日，近万名学生举行大游行，下午和晚上，集会和示威的学生受到警察冲击，发生冲突，数百人被捕。学生向工人散发传单，呼吁工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大学教职员工也参与到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中，中学生举行集会和罢课声援大学生。　

法国工人逐渐参加到学生的斗争中，在他们的传单中，既有“警察撤出学校”、“撤消对学生的惩罚”这种支持学生斗争的要求，也有“结束失业、保障工作、增加工资”这种为自身利益的要求。5月10日，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到达高潮。学生们下定决心，使文化、教育集中的拉丁区处于自己的占领之下。警察大量涌入，学生以铺路石、推倒的小轿车等为材料建筑街垒。在冲天的火光和弥漫的毒瓦斯烟雾中，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在11日凌晨，学生修建的街垒被警察摧毁。冲突中受伤者超过千人，近500人被逮捕。　

5月11日晚，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电视讲话，许诺政府将与教师、学生一道进行大学的改革。这个讲话被认为是对学生的让步，对警察镇压行为的否定。5月13日，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警察从拉丁区撤离，学生重返并占领索邦大学。也是在这一天，巴黎举行有8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抗议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别了，戴高乐！”“戴高乐去养老院！”这样的声音充斥了巴黎街头，因为他对动乱“改革可以、乱来不行”的态度……

“我有七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

　在二十多天的处处被动、“向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败飞奔而去”之后，戴高乐渐渐看清了局势。群众运动已处在强弩之末，5月24日，中断国际访问的戴高乐总统发表了一篇态度暧昧的讲话，承诺改革但质疑动乱，这使得社会不满情绪再次释放，于是发生了第二个街垒之夜。　　但是5月24日火烧交易所、抢劫商店、砸玻璃窗和火烧警察局，令大多数法国人已经心生反感。他们渐渐认为，“红色达尼”等人的种种行径，无非出于青春期的极度骚动，而不是国家与社会对他们有多不公平。更何况，在停水断电、交通瘫痪十几天后，人们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5月30日下午四点半，六千万法国人静静地坐在收音机边上，聆听戴高乐讲话，他宣称，“我是不会引退的。”他号召人们立即组织和行动起来，支持政府，他将解散国民议会，让法国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语音刚刚落下，欢呼声和《马赛曲》响彻了波旁宫。人们身体颤抖，呐喊、哭泣、拥抱、冲上街头……“戴高乐不孤立”，“我有七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几千万法国人这样呼喊着。

在这样的声音中，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知道，属于他的五月过去了。6月11日，包括“3月22日运动”在内，11个在红五月中大出风头的左派团体被取缔，科恩·本迪也被驱逐出境；6月12日，警察闯进巴黎大学，将占领者通通赶了出去。几乎没有遭遇抵抗，雷诺工厂区、弗兰工业区、邮政局、铁路公司……不久后都恢复了开工。

离那个轰轰烈烈的1968年已经有40年了。“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背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30年(1945~1975)”的中途。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令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面临着一场“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机，仿佛社会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丢失了理想。加上战后法国人口快速增长，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然而，大学教育却对生源膨胀装聋作哑，不思改革，以至于在这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间、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从未体验过“战斗到一无所有”的大学生眼里，大学变成了“只谈存在，不谈意义”的社会结构，一个“无用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