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在整个红五月风暴中，共有五名死者。除一名警察死于袭击、一名青年死在警察的枪口下之外，其余三人都死于意外事故。斯人已逝，市井太平。他们渐渐地被淡忘了。

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四十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6月23日，法国全民投票。戴高乐的独立共和党赢得了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自从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多数党赢得过这样的胜利。随即，外交部长穆里斯·德姆维尔被任命为总理。

此后一年多，蓬皮杜度过了一生中最心灰意冷的岁月。但出乎自己的想象，他的这段岁月如此短暂。1969年4月，就改革参议院问题，戴高乐决心再次以退为进，他说法案不能通过的话，他将辞去总统职务。然而，这一次法国人没有买账，该案以百分之五之差被否决。

4月28日，中午12点11分，戴高乐在自己的别墅宣布正式引退。人们纷纷想起一年前蓬皮杜的宽大，他“必须与时代走在一起”的声音；特别是刚满21岁的那些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票投给了他。他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了。

他真的和时代走在一起。进入70年代后，青年的性问题渐渐淡出主流视野了，它变得太寻常、太值得理解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　一个多元、斑斓、世俗化的法国出现了。被改变的，不仅是法国。

专题稿件综合自《国家历史》、《南方都市报》、《南风窗》、《南都周刊》、《凤凰周刊》

◇学者谈

法国知识分子：

不代表政权　不代表人民　只站在理性这边

昌切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曾赴德国、法国讲学

我对法国五月风暴有些了解，曾看过英文版的《世界文明史》，里头关于五月风暴有很到位的评价。我也曾经去过法国巴黎的索邦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巴黎四大”，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想的摇篮。听那里的人介绍，那个时期，索邦广场上挂着大幅的毛主席画像，学生中的很多“叛逆者”读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以之为精神领袖。不过，他们信奉的“毛主义”与实际上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有较大的差距，属于一种曲解，可以说只是借用过去当符号而已。法国五月风暴时还有句名言——“结构不上街”，用以讽刺保守的结构主义者远离街头政治。

中国的同期学生运动比法国这次运动时间要稍早，大约在1966年、1967年，而1968年则平息了下来。这两次运动有一定的关系，都是扩散到全社会之中的大规模运动，有一致的一面，但关键地方不同，动机不同，性质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法国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出路，对体制化的生活产生厌倦，看未来充满灰色的感觉，所以就爆发了反抗体制的运动，后来波及到整个欧洲乃至美国。说到底，就是失业者太多而导致了社会矛盾过于集中，从而促发了这样的运动。知识分子是最主要的参与者。法国的那场暴乱没有危及政权，他们反叛体制的行动反复上演，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而中国的“文革”则是自上而下的一场运动，“六人小组”直接领导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自上而下，把整个社会政权破坏掉，再重建。等到一切重建好后，红卫兵就失去了目标，成为城里的流散人员。“闲人”爱生事，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一纸政策，他们都被转移到了广大的农村。

法国五月风暴就运动本身没有直接给我带来什么影响，但期间一些思想家、理论家会用理论的方式来为这场运动做些事情，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作品却对我影响至深。比如当时的思想家、理论家宣扬的“追求社会正义”、“追求自由”，还有解构的思想。那个年代的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很有意思。而且我感觉到，那时法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别的传统：他们会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发言，而不是代表政权，也不站在一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同样也不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们就是独立的，思想中带有一定的批判性。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五月风暴”口号

“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

“拥有你的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

“最美的雕塑是铺路石的砂岩，最具批判力的石块就是打在警察脸上的石块”

“铺路石下是海滩”

“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

“行动不必要是反应，而要是一个创造”

“权利归于想象”

禁止去禁止”

——这是“五月风暴”中的一道风景。一切更像是一种浪漫抒情的创作。口号中尽管充斥了对暴力的怂恿，但更多只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暴力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