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选登（二）

　　1980 年代初，精明的广州人为了规避忌讳，给群众互市的自由市场取了个很幽默的名称，叫做“群众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武汉人带着好奇的眼睛，解放了禁锢已久的思想。
　　1980年代末，国内物价指数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记录，武汉市民陷入抢购风潮。
　　武汉的老百姓真切地感受着这个年代，感受着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变化。
（欢迎读者讲述改革三十年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投稿至城市公社邮箱：cjsbcsgs@126.com）

“三十年间消逝的词汇”百姓谈

关键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背景：提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必须先了解他们的父辈，即“五类分子”，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次政治运动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等成份的五种人。他们的子女则被称为“黑五类”，官方文件里的提法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为上学　我画“东方红”送给知青办

讲述人：王立光，60 岁，武汉市普爱医院职工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今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一般词典上找不着，年轻人听了一脸茫然。记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因为过不了政审关，许多人的人生走向、前途命运就此发生逆转，得不到培养、提拔和重用，造成终生的遗憾。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招工、招生问题上，他们大多倍受压制，即使劳动和思想表现不错，仍然比别人晚走许多年，有的甚至等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 年、知识青年大返城时才离开农村。即使在恢复高考的1977、1978 年，还仍然有人因为出身问题痛失上大学的良机或读不了心仪的大学与专业。
　　我兄弟姐妹四人下放农村，接受了近十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因为出身问题屡次遇到招工招生都被排斥在外。有绘画特长的我还特地画了一幅“东方红”的油画送呈公社知青办，但美院来招工农兵学员，还是名落孙山。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盼到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拨乱反正，我年已过三十，此时才回汉有了工作，然而各方面起步已嫌太晚，青春已蹉跎！
　　因出身影响婚恋、家庭的例子也不少。如我在农村所见，地主、富农的子女，尤其是男的，要么打光棍，要么只有“换亲”，即拿自己的姊妹与同类人的姊妹“交换”，才能成个家。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我们这批人的父辈们相继获得了平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解除了身上多年的束缚，可以在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自由发展了。事实上，如今我们这批人中有些已成长为社会精英，而大多数人作为普通劳动者，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冒着“风险”去了趟“群众街”

　　1982 年出差，我生平头一次到广州，一切都分外新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神秘兮兮的港台电视、录像……我像个“洋绊”，仿佛一夜之间跑到了异国他邦。
　　因为大雨，交通受阻，我们滞留在此竟整整半个月！我们的领导，一个被大家戏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好心人，天天急得跳脚，一见面就不厌其烦地盯着我反复问：“这怎么办呀，小张？”老人家就是广东人。她操着夹里半生的广东普通话，一个劲地翻来覆去这么问。
　　怎么办？该取的经取了，我只得按照她老人家的意识形态给她出主意，即利用这无奈的机会，给我们进行一次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教育。“教育”完了，我又试探着提出，能不能去逛“群众街”？
　　别看这问题有点可笑，可在当时却是犯忌的。出发前，“马列主义老太太”给我们开过会：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去的不去等。而在她老人家当时的观念中，“群众街”就明显属于我们“不该去的”地方。所谓“群众街”，它是广州人的智慧结晶。当年，各地群众互市的自由市场遭到取缔，即使到了八十年代，这种市场形式也依然处于地下状态。精明的广州人为了规避忌讳，便给它取了个很幽默的名称，叫做“群众街”。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里，也只有广州才有“群众街”，而这条街上廉价的舶来品，如化纤衣料、尼龙服装、电子手表等，都是抢手货,广州“群众街”名噪一时。
　　可在“马列主义老太太”那里却无异于禁地。“什么‘群众街’？明明就是自由市场么！”老人家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愤慨。可是，没有料到，她老人家略沉吟了一下，表示同意。我至今无法揣度那一刻她是个什么心理。
　　就这样，我们终于去“群众街”。我依稀记得那是一条很长的街，人山人海，琳琅满目的货物更是堆积如山。“马列主义老太太”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操着叽里哇拉的广东话，一会儿充当大家的购物代理人，与老板讨价还价；一会儿又成为翻译官。而我是这趟公差的“钱粮官”，不敢马虎，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没看清，什么便宜货也都没有买。
　　但是，这趟风险却并没有白冒。弥漫在这条街上的气息，就像一股万物复苏的春风样，拂过人们心头，谁都可以感受得到，这“群众街”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或曰桥头堡。

作者：张衍荣

儿子找工作三“折腾”

　　儿子出生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开始，是全国正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的第一批“持证人员”。大学毕业后的工作选择体现出这代人的性格特征。
　　毕业的前夕，我们为他联系好了一个垄断行业的热门岗位，与儿子所学专业很合适。然而，儿子自作主张应聘了东莞一家外企，竟然一路通过。
　　进入公司后，还有一次选择和分配。几乎所有的人都涌向公司的热门岗位。儿子偏偏选择了一个冷僻的岗位。他认为，冷门意味着机会。这次选择，令他在短短十个月后就被提拔为中方经理。
　　就在我们都以为他不会继续“折腾”的时候，儿子又一次作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辞掉工作，独闯深圳。深圳是个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这个城市有许许多多儿子一样的独生子女，他们有着共同的性情共同的话语，他们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儿子在深圳的工作并不十分理想，每天提着一个装有工具的大黑包，奔波在城市的四方。经过几年的打拼，才找到了适合自已的工作，并且收获了爱情。仅论物质生活，他已经超过我奋斗半辈子的水平。这也是时代的超越，是新一代青年对父母一代的超越。

作者：江岸区　汪瑞宁

我家的“财产性收入”探索

　　1980 年代，那时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什么理财产品，我们手里唯一的“资源”是父亲所住的三十平米的一处旧房，我们把房子出租，每月几元钱的租金对于那时人均几十元的工资来说，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
　　199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次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想到把白花花的“银子”投入深不可测的股市，我下不了决心。毕竟，储蓄还是国民主要的理财方式。
　　经过一位在银行上班的老同学的推荐,我们选择了一种比较不错的方式进行储蓄：50%存一年期、30%存三年期、20%存活期。几年观望，好像炒股没有动辄倾家荡产那么可怕，我们选择了两只低风险、低收益的股票做中长线,一声不响地当起了股民。现在看来，当初做了第一批股民，现在可能要多些收入了。
　　近年来，受“不要把所有的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这句理财箴言的影响，我们拿出部分钱投基金、保险。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鲜名词——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回首这几十年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摸着石头探索财产性收入增长之路，一直都在探究幸福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作者：许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