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NGO 和他们的《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
“穿得好点，说你贪污，穿得差点，说你不像个领导；说话声音大点，说你打官腔，说小声点，说你没魄力；走路快点，说你趾高气昂，走路慢点，说你缺乏朝气活力……”——这是一个校长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概述。
为了真实反映中小学校长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而反映基础教育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湖北新民人文教育研究所这个NGO（非政府组织)自费对全省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
但调查之路一开始就困难重重：由于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整个过程更像一个“地下活动”；因为预料到这个课题的调查难度太大，调查结果也不一定能公布于众，这个NGO 组织的几个创办者不欢而散；课题组部分成员，也因这个选题揭示出的很多问题，而选择退出。
面对重重压力，历时两年，通过对数百位中小学校长的访谈，2007 年底，《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一书终于出版。
调查者们表示，希望该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A10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深度报道历时两年，通过对全省数百位校长的访谈，20 余万字的《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一书终于在2007 年12 月出版。
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该书又因为两万元的资金缺口而耽误长达半年时间。
“中小学校长是国家教育方针的第一线执行者，又是学校各项措施的最高决策者，他们的生存状况必然影响其日常工作及学校教学质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陶宏开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这本更倾向于学术性的著作，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图表反映出了中小学校长在生存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因为充满了数据，所以，该书一般读者读起来会感觉很吃力，“但是，对研究和管理者来说，会有很大帮助。”
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们很注意将比较尖锐的东西尽量淡化。“我们主要考虑到，即使有问题，也是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
冯桂林说，他们作此项调查的目的，不是想批评谁，或向谁问责，只是说现在我们基础教育这一块确实要引起重视，中小学校长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理应得到关注。
但他们自费印刷的1000 本书，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广出去。“如果没人关注我们的书，我们的调查就算是白做了。”冯桂林很苦恼，他认为调查的结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
书出版之后，他曾有意识地赠送给有关部门。“但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冯桂林说，做调查的往返路费，住宿，做问卷调查都自己掏钱，到后来，电脑录入这些经费都很紧张，以致没有钱给作者发稿费。
“这次有关校长的调查，可能是我参与的最困难的课题”。有一段时间，冯桂林几乎成为了一个图书推销员。他发动自己周围的朋友来购买自己的书。“没有办法，尽管稿费低至千字30 元，但是资金不足，只有靠这种方式来支付”。
“要不是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要不是关注教育事业的使命感，我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耽误我一年的时间，没有什么收入，还得罪人。”冯桂林觉得很无奈。
本报记者 刘飞超 实习生 曹慧琼
厚厚一摞《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摆放在书架上，成书已半年有余，首批自费印刷的1000 本书除送出少量之外，其余仍堆放在刘国勇的办公室。
刘是湖北新民人文教育研究所创办人，该所是以倡导独立教育思想为核心理念的NGO组织，也是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课题的发起者。
“我们不奢望通过这本书来赚钱，但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调查结果，让这个问题得到重视。”6月11 日，刘国勇接受采访时说。
调查以及成书，历时两年之久，花费数万元。“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不怕，我们最难受的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做出来的东西没有起到我们当初预计的效果”。刘国勇认为，该书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应有的关注。
这是一本学术味非常浓的著作，以中小学校长这个特殊的群体为调查对象，通过大量的数据和事例，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小学校长生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用调查者的话来说，“中小学校长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他们在生存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我省是基础教育大省，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到基础教育。”6 月10 日，在其住所，组织此次调查工作的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也是忧心忡忡。
《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是我省首部系统研究中小学校长这个特殊群体的调查报告。
首次关注校长的调查
“从研究本身来说，中小学校长这个群体确实值得研究和关注。他们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身体的状况等很多实际问题不为社会所了解，或者不为社会所详细地了解，我们应当让社会了解这个群体真实的情况，关注他们。”
2006 年，新民人文教育研究所有意做一项对教育领域的调查。
“当时初步有三个备选选题，分别是大学生就业调查、中小学发展现状以及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刘国勇说，对于究竟做哪个选题，研究所内部争执不下，为此，他求教了该所的顾问——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
刘国勇自己倾向于做校长生存状况的选题。“因为我认为，国家真正要推进素质教育必须依靠职业效应。”他所说的职业效应是指校长的职业化问题。
“校长生存状况的选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当时两人一拍即合。”
冯桂林如今谈起当初，仍旧异常兴奋。
他说，之所以支持刘国勇，首先因为这个选题在湖北省几乎是个空白，在湖北，还没人系统地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研究本身来说，中小学校长这个群体确实值得研究和关注。他们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身体的状况等很多实际问题不为社会所了解，或者不为社会所详细地了解，所以，我们就感到应当要让社会了解这个群体真实的情况，关注他们。”
冯桂林还特别提出，无论是湖北还是全国，如果要很好地发展教育，中小学教育是基础。“基础教育是基础，那就是说基础教育的学校是基地”。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一个学校最要紧的是校长，如果这个群体有了很多问题，那整个基础教育就会出问题了。另外，在社会转型期，各行各业都有很多新发展新变化，“那么校长这个群体新发展新变化在哪里，我们也应当去关注一下”。
生而艰难的调查课题
因决定做这个有关校长生存状况的调查，刘国勇失去了自己最初的合作伙伴。当初出资与他一起创办研究所的合伙人离他而去。而好不容易召集到的20 人的课题组成员，也在第一次选题会后退出了5 个。“我们也开始自我怀疑了，到底是我们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呢？”那段时间，40多岁的刘国勇经常在办公室发呆，晚上整夜失眠。
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艰难的课题。
因决定做这个有关校长生存状况的调查，刘国勇失去了自己最初的合作伙伴。当初出资与他一起创办研究所的合伙人离他而去。
“当时就在这个办公桌前，我们不欢而散。”刘国勇指着一个方形的办公桌说。
因为合作伙伴都预料到，这个课题的调查肯定困难重重。而且，调查的成果能否被公之于众，也是个未知数。
伙伴的离去，让刘国勇顿感悲凉。
他决定自己出资做这项在很多人看来不会有结果的调查研究。“我们倡导人文教育这个全新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做这项调查就是我们的使命。”
作为专家的冯桂林一直是他坚强的后盾，支持着他。
然而，离开的还不仅仅是合伙人。
课题确定后，冯桂林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关系，召集齐了整整20 人的课题组成员。2006 年初，20 人聚集到一起召开选题会。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向各个课题组成员详细讲解课题以及确定提纲，会后大家都将依此奔赴各地进行调查。
选题会之前，大家都热情高涨，都想为这个全新的课题出一把力。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辛辛苦苦召集起来的选题组人员，在选题会参加完之后，立刻就有5 个人向冯桂林提出退出。他们的理由是：“你这都是揭露问题，将来调查结果一出来，我们就成了罪人了。”
面对这些不理解，冯桂林只有一声叹息。但他坚信，做这件事，是对社会负责，特别是对教育负责，对校长这个群体负责。“揭露问题也是想让其得到重视，没有任何恶意。”
重新寻找课题组成员，导致调查推迟了近两个月。
而合作伙伴和课题组人员的相继离去，“我们也开始自我怀疑了，到底是我们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呢？”那段时间，40 多岁的刘国勇经常在办公室发呆，晚上整夜失眠。
“如果没有冯教授的支持，我恐怕也会放弃了”，刘国勇对冯桂林充满感激。
最终，在更多人的支持和跟随之下，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草根NGO的“孤军奋战”
由于没能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课题组成员只好“孤军奋战”。冯桂林谈到，有一次，朋友帮他约好了荆州的几个校长，马上要赶到荆州去做调查。“我当时因骨质增生，几乎卧床不起。”但他最终强忍疼痛，很快赶到了荆州。“能约到校长们，很难得，任何的机会都不能错过。”
然而，更多的艰难还等着他们。做一个课题，以冯桂林为负责人的课题组首先想到了寻找主管部门的支持。“这也是做课题的惯常做法，这样能方便很多。”
但是，让冯没想到的是，这条路走不通。由于相关领导不认可他们的选题，课题组只好放弃这条捷径。
做一个课题，资金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刘国勇出资6 万元，冯桂林也拿了1 万元出来。“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赔本做课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冯桂林笑着说。
后来的调查过程，看来更像是个“地下活动”。
2006 年暑假，刚好有个校长培训班在武汉开班，冯桂林想到，这是个做调查的好机会。
但是，要想与这些校长接触，需要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由于之前的不愉快经历，冯桂林放弃了这条正规途径。他打听到，给这些校长上课的老师中，刚好有一个是自己的好朋友。
经过朋友打招呼，他终于与这些校长见面了。
“ 一个班整整有600 多个校长。”很多调查通过这个培训班即可完成。但是，上课的时间不能与校长们长时间交谈，冯桂林就考虑到校长们住宿的地方，但宿舍的保安也要他出示相关证明。
冯桂林就开始拉下教授的面子，与宿舍保安套近乎，经过多次往来，保安终于让他进到了校长们的宿舍，并且完成了调查。
采访中，冯桂林还谈到，有一次，朋友帮他约好了荆州的几个校长，马上要赶到荆州去做调查。“我当时因为骨质增生，几乎卧床不起。”但他最终强忍疼痛，很快赶到了荆州。“ 能约到校长们，很难得，任何的机会都不能错过。”
矛盾的校长们
有校长说，现在的校长越来越难当了，悬在头上的有三把刀：安全、质量和经费。“责大、权小、利微”。而每天的生活状态必须用疲于奔命来形容：晚上十一二点才睡，早上一大早就到学校。而长期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校长们面对调查组成员，更多的是担忧：“有问题我也不敢说，本来现在就很困难，如果我把这些问题说出来，恐怕以后会更难过。”
新民人文教育研究所要做的，是对中小学校长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教学、管理、生理以及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的调查和分析。
在调查中，一个校长用这样的话概括了自己的矛盾状态：“穿得好点，人家说你贪污，穿得差点，人家说你不像个领导；说话声音大点，人家说你打官腔，说小声点，人家说你没魄力；走路快点，人家说你趾高气昂，走路慢点，人家说你缺乏朝气活力……”
也有校长说，现在的校长越来越难当了，悬在头上的有三把刀：安全、质量和经费。“责大、权小、利微”。而每天的生活状态必须用疲于奔命来形容：晚上十一二点才睡，早上一大早就到学校。
然而，长期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校长们面对调查组成员，更多的是担忧：“有问题我也不敢说，本来现在就很困难，如果我把这些问题说出来，恐怕以后会更难过。”一位校长所说的话，几乎代表了众多校长的心声。
因此，调查的过程也需要讲究技巧。“虽然校长们心里积累的问题很多，但真正有人想听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会有所顾虑。”冯教授说，因此，在接受访谈之后，很多校长都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提他自己和学校的名字。
冯教授说，在约见校长访谈时，一般涉及到某个学校的特定问题时，都会采取个别访谈的方式，不让其他人知道，而一些大家共同的，都有话说的话题则采用座谈会的形式。“大家都有话说，就不会存在顾忌。”
冯教授说，在鄂西地区的一次校长座谈会上，主持人首先发言完毕后，校长们都互相观望，沉默不语。
在主持人的一再鼓励之下，终于有一个农村的小学校长鼓起勇气开始说话。“一旦打开沉默的局面，他们就停不住了，在他们心里隐藏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困境与孤独
“我们做此项调查的目的，不是想批评谁，或向谁问责，只是说现在我们基础教育这一块确实要引起重视，中小学校长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理应得到关注。”冯桂林说。然而，《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一书出版已逾半年的时间，该书所反映的问题还未得到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
历时两年，通过对全省数百位校长的访谈，20 余万字的《中小学校长生存状况调查》一书终于在2007 年12 月出版。
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该书又因为两万元的资金缺口而耽误长达半年时间。
“中小学校长是国家教育方针的第一线执行者，又是学校各项措施的最高决策者，他们的生存状况必然影响其日常工作及学校教学质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陶宏开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这本更倾向于学术性的著作，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图表反映出了中小学校长在生存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因为充满了数据，所以，该书一般读者读起来会感觉很吃力，“但是，对研究和管理者来说，会有很大帮助。”
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们很注意将比较尖锐的东西尽量淡化。“我们主要考虑到，即使有问题，也是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
冯桂林说，他们作此项调查的目的，不是想批评谁，或向谁问责，只是说现在我们基础教育这一块确实要引起重视，中小学校长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理应得到关注。
但他们自费印刷的1000 本书，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广出去。“如果没人关注我们的书，我们的调查就算是白做了。”冯桂林很苦恼，他认为调查的结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
书出版之后，他曾有意识地赠送给有关部门。“但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冯桂林说，做调查的往返路费，住宿，做问卷调查都自己掏钱，到后来，电脑录入这些经费都很紧张，以致没有钱给作者发稿费。
“这次有关校长的调查，可能是我参与的最困难的课题”。有一段时间，冯桂林几乎成为了一个图书推销员。他发动自己周围的朋友来购买自己的书。“没有办法，尽管稿费低至千字30 元，但是资金不足，只有靠这种方式来支付”。
“要不是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要不是关注教育事业的使命感，我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耽误我一年的时间，没有什么收入，还得罪人。”冯桂林觉得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