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肖畅

　　作为《公务员法》的配套法规，公务员辞职辞退的相关法规目前正在加紧起草。这意味着，今后的公务员不仅“能上能下”，“铁饭碗”被打破，而且辞退本身将能形成制度化的操作。
　　1993 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诞生。公务员制度由诞生而走向完善，则是通过各个层面进行的，既包括选拔、升迁制度的完善，也包括离任、辞退制度的完善，等等。而2005 年《公务员法》的出台，在人事制度上多有突破，其中便有“引入公务员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
　　公务员“能上能下”，曾被社会寄予厚望。综观国外公务员制度，多由封闭走向开放：考试选拔，制度化的辞退，一方面吸引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让公务员的辞退严守应有程序。公务员制度无法借鉴市场机制，但需以现代行政管理方式，带来应有的激励机制，以此增添职业活力，保证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效率。
　　当然，从我国公务员制度诞生以来，公务员的“进”和“出”、“上”和“下”，已有多种渠道，不再是理论的想象。但目前我们最为关心的，并非渠道的多少，而是其中的程序能否保证公平？而且，这个程序公平，是停留在公务员内部的人事任免上？还是能放到整个社会范围检视，能应和民众对公务员的角色期待？
　　此前，广州人事局做过相关规定：公务员被投诉六次将被辞退。这可算在公众监督方面下足了力气，对于《公务员法》有关辞退一项，是很典型的后续努力。但舆论对此褒贬不一，我们也多有疑惑：六次的定量有何意义？投诉是否有效，谁来界定？单以投诉次数为准，会不会侵害公务员本身权利？这些问题实实在在，也反衬出此地方规定多有模糊之处，尚不足以广泛效仿。
　　更重要的是，《公务员法》带来的公务员制度整体推进，仅靠地方性的努力，能量远远不够。以此而观，引入配套法规，尤对辞退操作细则详加规定，可谓在法律层面更进一步。这确保了制度化辞退有法可依，不必局限于地方和部门的规定，具备全国影响力。另外，此配套法规，当能提供完备的操作程序，从执行层面体现了《公务员法》的立法初衷，值得期待。
　　在配套法规仍未出台的时候，我们既保持乐观，也多有期待。《公务员法》本身，已将公务员履职范围，由政府扩大到“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所有部门。那么配套法规，在完善公务员“出口”机制的同时，也是为民众赋予更多监督权利，监督的对象也将更为全面。这种监督也不再是单纯的投诉，而是通过完备的法律，将掌握更多的辞退主导权，因而问责的空间也会更加充足。这是对配套法规的合理期望。
　　立足于公务员制度建立、改革、推进这一系列过程，我们相信配套法规能做好对《公务员法》的注脚。当然，正在起草中的法规，我们也当密切关注其进程，了解其信息，甚至也可有建言的空间，让民意在相关法规中多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