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敏

　　湖北省档案馆宣布，即日起将公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北省直机关的近3万件档案，内容涉及民政、卫生等10个领域。公众可以免费查阅这些档案，并可以自由利用和公布。
　　这是省档案馆继2006年9月以后第二次向社会发布档案原文。目前，省档案馆存有清代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机关档案共63万件，该馆表示将继续加快清理审查，确定适宜公布的档案范围，分批逐步向社会公布。
　　公布档案，是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刚刚正式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律精神的落地。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不少现行政府文件都向社会公开了，那么承担相同信息的归档文件也就没有道理遮遮掩掩了。因此，公布档案，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种方式，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种表现。
　　从本次公布的档案内容来看，有民政部门关于土地纠纷处理、社会福利等问题的通知办法，有水利部门关于引水灌溉、卫生部门关于流行病防治等问题的报告、通知，也有交通部门关于公路绿化等的通知、规定。这其中，有的信息内容离公众生活较远、相关度不高，有的信息内容却颇有切近性，很有实用价值。比如广州也曾公布过土地纠纷处理、地界划线等档案内容，公众查阅率和利用率就相当高。
　　当然，与国外档案开放率普遍在90%以上相比，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只要有开放、公开，并且不停下开放的步伐，就是一件好事。在这个意义上，不论开放的是无关痛痒的政府一般公文或实用技术信息，还是有助厘清历史真相、揭开历史面纱的有价值档案——比如外交部曾公布过一批外交档案；再比如据《信息时报》报道，广东档案馆在2006年前后公布过一批曾被看作“党的最高机密”的档案，以及包括“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文革”时期的部分档案——只要是在不断开放、公开，就有理由得到公众的赞赏。
　　公开现行文件是满足民众知情权，公开档案也是满足知情权，然而档案之所以区别于现行文件，就在于档案是一种历史性文本，记载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因此，档案的开放不应止于知情权的满足，还应再走远一点，让历史信息获得现实生命力，成为反思历史的某种契机，成为审视现实生活的某种参照，而不是让历史被遗忘和封锁在灰尘里。
　　按照我国档案法的规定，满30年左右的档案就过了“密封期”，可以向社会公布，本次湖北档案馆公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档案，原因大部在于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特殊，不必赘述，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的国家走了一些弯路、遇了一些挫折、经了一些艰难。如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认识到，应竭力避免那些问题的再次发生，要不断追求进步，不走回头路、不走老路。一个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更好地反思历史，总结教训或经验，从而汲取进步的动力。在这方面，记录和保存历史的档案，其作用无可替代，当有更大作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档案将渐满30年之期，将逐步开放、公布。因此，我们希望档案部门能够本着既满足公众知情权，又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开放一些更有历史价值、更能为当下提供历史镜鉴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