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旅美作家严歌苓透露《梅兰芳》或年底上映

“太会讲故事了！”“太牛，太biu　悍了！”传奇旅美作家严歌苓总引起惊叹。日前出版的新作《小姨多鹤》，是把她20多年前听来的一段故事，扩展、演绎。秉承严谨的态度，严歌苓亲自到日本探访“垦荒团”的当事人，功课充分才动笔。日本战败后，中国东北“垦荒团”的日本人集体自杀，逃脱的日本少女多鹤被中国家庭买来，作为中国男子张俭传宗接代的工具。作为见不得光的“小姨”，她生儿育女经历动乱，命运坎坷。而与中国媳妇小环（张俭不能生养孩子的正妻）之间的情感，让人感慨情义永恒超越国界。诚如作家王蒙所言，该书“故事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温暖”。

现随外交官夫婿居住在台北的严歌苓，日前因急事回北京短暂停留，本报记者与她进行了愉快的对话。

为汶川创作

需要再隔一段距离

我在台北知道地震的震中在汶川，马上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汶川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当年在成都当兵时常常通过那里进藏去为军马场和骑兵团演出，那时的山路特别陡。这对抢险救灾是极其困难的，公路、山势、水势，真称得上山高水险。当年我和陈冲为了拍摄《天浴》去川藏地区看景，又路过汶川，住了一夜，虽然汶川比我当兵时要进步得多，但路况仍然很多意外，记得当时一辆车的翻斗把木料翻在路上，就堵了所有的车，所以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大溜车都得返回汶川，可见路有多窄。

得知地震的消息后，我就打电话给在四川的朋友，都没有接通，现在知道他们都平安。这回，我本来想去次汶川，被劝阻不要去添乱了。我和几个朋友正商量，捐款建一个村子。至于领养孩子，作为外籍人士手续非常复杂，首先要向美国的儿童领养中心申请，但他们是否正好让你领灾区的孩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个手续办下来要一年多，一年多之后我怀疑是否还会有未被领养的孩子了。

至于创作，没有去过现场，有难度。在灾难中，特别能够见出人性真实——　丑陋或光辉，但能不能成为纯艺术，要看怎样消化，需要隔一定的距离和时间来看。

本报记者徐长云采写

种种命运是她的强悍

种种故事是她的善变

怎么可以这样有才华，又这样勤奋？拿奖拿得手软（可能是华人作家里得奖最多的），怎能永远把自己“归零”？生活“优越”，怎可以把土得掉渣的农民写得那样温柔动人？

对于严歌苓，除“传奇”没词可以用。用在别人身上，太抬举了。

13年文艺兵，少校，战地记者，20　来岁成名。过30　出国念美国的硕士写作班，嫁外交官（最初懂8国语言的夫婿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她放弃外交官职位；前几年才得以复任；前夫是作家李准之子）。

她可能是世界上最机敏的故事制造机——大大小小，各个样貌，国内国外，军旅，卖艺，盗窃，漂流……严谨巧妙，富有张力，抓人没理由，连很会说故事的贾平凹、莫言、张爱玲，连她爱的纳博科夫、康拉德也未必比得上。那一种种命运——混沌善良的少女小渔，畸零人老五（《无非男女》），性感悲悯的妓女扶桑，乱世中的川剧伶人孙丽坤（《白蛇》），接近地母形象的小环（《小姨多鹤》），再像王葡萄、田苏菲……卑微中的高贵，平淡中的性感，残酷中的温情，都出于不动声色的悲悯。

种种命运是她的强悍！别人半生写一部，她写了十多部，部部佳作。

种种故事是她的善变，她即将写以男性为第一主角的小说。

她自律得不像是作家。每天上午铁定坐在桌前写作。写作、看书、长跑，按部就班。

她又自省得好像不活在当代。“我每天都在纠正自己，每天都有诱惑，有杂音。”她回北京两天，“　就觉慌慌浮浮。马上要走。”

许多真懂文学的人说她是当代最好的华语作家，就像有人认为鲁迅是伟大的作家，金庸是伟大的作家。

就像她总是隔着一定的距离和时间来审视那些可能神奇的故事，我们可以隔着一定的距离和时间，来审视她——到底一个怎样的作家？

她的声音是优雅温柔，体贴而安宁的。

徐长云/文

◇女性人物

女性间的陪伴非常知心

城市公社：书中有两种国民性的碰撞，但多鹤日本人的“自杀”情结，后来在爱、小环“凑合”的乐观态度和人性魅力下被融解了。您对于中国、日本的国民性有怎样的认识？

严歌苓：中国人，什么事都适可而止，很中庸；日本人，绝对，不成功则成仁。我这个小说就是写中国人的包容，不计较。是日本人使小环流产并丧失怀孕功能的，但她后来用爱温暖了日本女孩多鹤。中国人挺容易稀里糊涂地把人给原谅了。我也会经常审视我们的国民性，有丑陋的方面也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城市公社：书中令人真正感动的是，两个女人的和解、相互懂得和体恤，女人之间的情感是不是有时比女人和男性之间的联系更可靠？

严歌苓：我年少当兵是在女孩丛中生长的，女性间的accompanying（陪伴），非常知心。什么都不用讲，就心领神会了。而女人和男人之间需要沟通，哪怕是夫妻之间。

城市公社：《小姨多鹤》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里面的爱情都令人叹惋，在您看来，现代人的爱情是不是要寡淡一些？

严歌苓：现代的爱情，不那么纯粹；爱一个人，会去“图”什么。一个女人要爱一个成功的男人，这个男人一定有自己成功的性格，女人去爱他，有道理。但我当兵那时，爱一个人，就是爱！

城市公社：您笔下的女性都刻画得光彩照人，那么是现代女性还是老一辈的女性——比如经历“文革”的——更能引起你的兴趣？

严歌苓：我的女性朋友要多于异性朋友。但我对现在20　多岁的女性不是太了解，写的多是我妈妈那一代。

是我在少女时期所欣赏、喜欢的女子。写她们，我得心应手。

最代表一个国家风貌的是农民的变迁

城市公社：您很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写底层人的生活，这和你的家庭出生及经历很相反，他们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严歌苓：我对遥远的事情比较有好奇心。我生长在知识分子圈里，祖父和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但我对陌生的人更好奇，会花大量精力去考察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最最代表一个国家风貌的，是农民的变迁。几十年后一定能看到这个变迁给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前两年随我先生住在非洲，非洲有一种洪荒的感觉，我在那养马。以非洲为背景写过几个短篇、散文。大的东西还不能够写，毕竟只住了2年。目前最关注农村漂流到城市的人。他们的命运有变数，每天都可能有危机或幸运。最近会去海口，做相关的一个考察。其实有一段时间，会有朋友将《文摘报》集下，我经常是几斤几斤地带走。上面可能会有写作素材，有些故事呢。

城市公社：曾见您说，这几年的写作中暗含着自己的一个价值体系或者说思考系统——具体说是怎样的？

严歌苓：对于我（近年）所写的几个女人，有些价值和观念是永远的，终身抱定的；不因环境等任何因素而改变。而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每天都在变，什么有很多钱就是英雄。容易没有定力。

城市公社：《小姨多鹤》会不会像《第九个寡妇》那样自己再用英文写一遍？它将被拍成影视剧，会自己做编剧么？

严歌苓：是否用英文写，还没决定。想写的中文作品很多，一些英文小说都开了头。编完《天浴》、《少女小渔》后，就不愿再写电影剧本了，所有时间都不能由自己控制。《扶桑》是没办法，先有人来编剧，做得不理想只好自己来。

当然我和各制片人沟通，他们会很希望听到我对于剧本改编的意见。

但我想每个创作者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如若把自己的作品抱得紧紧的，那当初就不要卖版权。

◇编剧《梅兰芳》

梅兰芳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人

城市公社：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有幸请到了您做编剧，据说剧本写了七稿，难度在哪里？

严歌苓：《梅兰芳》已经拍完了，年底可能上映吧。剪片时我看了一小段，拍得非常考究，非常漂亮。我在写时，只是想把传奇人物还原为一个正常人。梅兰芳，对日本人的抵抗，8　年不唱戏，不是一个飘飘欲仙的形象，而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人。他经历了中国文化的变迁，负载了中国文化最精粹的部分。

我写完了剧本，觉得自己对于京剧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于老北京文化，还是不懂得，越看越深奥，越看越丰富。

城市公社：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真正的写作意味着什么？帕慕克先生来到北京，对于他、莱辛这一类作家是否关注？

严歌苓：真正的写作意味着不脱离生活，不急功近利。大陆很多艺人都在脱离生活（我接触电影圈人多一些）。年轻作家里看过韩寒的《三重门》，他那种文学样式感觉不错，非常有启发力。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一定都可以。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恶心了，首先是要看一个人的政治态度。现在有不错的作家，但没有伟大的作家。很少有作家能像马尔克斯一样让我真心佩服。是不是想成为伟大的作家？对于有些事情我有几十年不变的激情，那就是必须要写的。必须写出来！就像是爱情！它掺不了假！我永远用最真诚的态度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