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建国（江苏江都职员）

当然，如果东莞确实有较大的财政盈余，那么师法香港、澳门，不仅应该而且可行。但如果“红包”太小，那也就失去了派发的价值。即使东莞可以，这一做法也未必能在全国推开。脱离现实的“现包”，象征永远大于实质。

继香港特区政府拿出700亿港币，以退税的方式给居民派发“红包”以后，澳门特区政府也决定拿出逾20亿元的盈余发“红包”。近日有消息传出，东莞市也有意步香港、澳门后尘，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5月1日《南方日报》）。

让百姓生活水平不因CPI上涨而下降，这一消息传递出的政策导向确实振奋人心，这正如我们当初肯定香港和澳门一样，体现出“社会分红”的价值取向。

“社会分红”理论来源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米德认为，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这一理论与我们经常说的“发展成果惠及于民”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现今的中国公共财政来说，我们能有多少盈余？如果内地城市效法香港、澳门，到底能发多大红包？这里，不妨拿东莞和澳门作一个全方位比较。

现时持澳门智能身份证的有52.7万名居民，其中有46.1万人是永久居民，6.6万人是非永久居民。而东莞常住人口目前有800多万，其中户籍人口170多万。根据澳门的标准——永久居民获5000元　“红利”，非永久居民获3000元的“红利”，东莞需要270多亿，考虑到国情、市情，这一标准打3折，也需要90亿；即使采用上海政协委员邢普的建议，每人平均发1000元现金，也需要80个亿。

根据东莞财政局提供的数据，2007年东莞财政收入一举突破500亿元，达539.5亿元，市一般预算收入186.4亿元。而根据媒体公布的数据，去年前四月，澳门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过百亿，总收入达120多亿元；换算成全年的话，应该靠近400亿。对比澳门，以东莞现有的财力能发得起多大的“红包”？

更大的不同还在于财政的投向上。从本质上讲，香港、澳门财政属公共财政，而我们还是政府财政——财政过多用在非公共领域。虽然我们走上了公共财政道路，但由于前期对公共领域投入的不足，目前正处于一个高投入期，基础设施、三农、教育、社保……哪个方面不需要大量财政投入？这一情况下，有几个城市到年底有盈余，而且盈余到可以发“红包”？

如此一分析，我们对东莞的“临时生活补贴”还能抱以多大希望？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即现阶段中国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还不足以给百姓派发“红包”，尤其是分量很足的“红包”。

其实，相对于派发“红包”，实施积极减税政策与弱势群体补助，可能更具现实意义。一方面，对弱势群体，加大补助力度；另一方面，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实施积极减税政策。这与派发“红包”相比，除了在轰动性上稍弱外，在其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如果东莞确实有较大的财政盈余，那么师法香港、澳门，不仅应该而且可行。但如果“红包”太小，那也就失去了派发的价值。即使东莞可以，这一做法也未必能在全国推开。脱离现实的“红包”，象征永远大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