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出版人、《读书》杂志前主编

由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记录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一书新近出版。在这本不到200页的书中，从上世纪40年代上海银楼的童年学徒生涯起，到50年代初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进京工作，直至当上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主编《读书》杂志，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首次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本报记者日前在郑州全国书市见到沈老，趁便约了专访。

◆《读书》与“三联”

记得《读书》，不必记得沈昌文

“说我这个人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参与者是对的，可说是推动者，不对。我不是主角，我始终是配角。我这本书如果说可读的话，就是看一个配角讲讲他当时参与文化活动的情况，配角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得清楚点。可以说，从懂事以来到现在我始终喜欢当配角。”沈公在《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首发式上如是说。

1979年诞生的《读书》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被称为启蒙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想阵地。多年后，人们评价说，沈公当家的十年(1986.4—1996.4)正是该杂志的鼎盛时期。而沈公却对我们说：“记得《读书》杂志，不必记得沈昌文之流。”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办杂志上有任何发明，“我无非是尽量执行了两个老前辈（陈翰伯和陈原）的意图罢了”。主持三联书店时，最早引进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的漫画，是沈公至今还得意的事。无数读者对中国古典书籍和思想的了解不是从典籍中得来而是从蔡志忠的漫画中知道。当年的《菜根谭》成了书店的摇钱树，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闹景象。而1989　年未能引进金庸的书，则是他的一件憾事。1992　年11　月，沈公提出了办十个刊物的设计，几经周折后落实为一种，即1995　年1　月创刊的《三联生活周刊》。他对这本杂志很满意，至今都常常看。

◆“吃喝”与“做事”

王蒙5分钟就把300块钱的大闸蟹吃了

谈到“吃喝”，沈公就特别来劲（沈公的“吃喝”，自有一份精神上的肃穆与庄严）。靠吃饭来开展工作和活动是三联书店老前辈的老传统，所以他也慢慢习惯了在吃喝中办事，主张要跟文化人、思想工作者搞好关系，只有一条——吃，“我之所以喜欢吃饭，是为了取悦对方”。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办公室开伙做饭，“一上班就做一锅红烧肉，买两瓶啤酒，要是秋天就再买两个大闸蟹，请丁聪过来一块边吃边谈文化，当然就谈得很入港了”。后来为联络作家，他就组织了读书服务日。他记得开头经费困难的时候，牟其中每次都来，并在走前悄悄留下一张支票在柜台上。“谁知道他后来出事了，这样的‘骗子’越来越少啦！”他笑着感叹道。

沈公和王蒙很有交情。有一次，他请王蒙吃大闸蟹，意外地发现，300块钱的大闸蟹被王蒙5分钟就吃完了。“我们上海人不能那样吃的，要先把肉剔出来再吃啊，所以王蒙对我肯定没好感，好家伙，你沈昌文非给我吃这么多骨头。”沈公哈哈大笑起来，借题发挥来形容自己做编辑的不易，“所以做编辑还要研究作家的饮食习惯，比如下次请王蒙的话就不要点大闸蟹了，要不把肉先剔好放盘子里。”

◆　对话　　

我是个打杂的“知道分子”

锐读：近年来媒体给您加的定语经常是“不良老年”、“老顽童”、“便衣神仙”、“前卫时尚”等。您觉得怎样的词语更适合形容真实的您？

沈昌文：都合适。怎么叫都无所谓。你一定还见到过有叫我“老流氓”的。

锐读：这本口述自传为何题名为“知道”？

沈昌文：书名是出版社取的,我也喜欢,因为它可以暗示我是个“知道分子”。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词。我整天帮知识分子打杂，比如你去看梅兰芳的大戏，台上唱的那是角儿，我呢，就是扫地拉幕的，有幸听到、看到了这些角儿的一些故事，只是“知道”而已。

锐读：在口述人生历程的时候，您是如何面对自己过去做得比较“失败”的事情？是否需要一定的勇气？

沈昌文：近年喜欢多讲自己的失败，这好像不需要多少勇气，因为我已退出历史舞台，一无所为，只是高兴时同老朋友讲讲故事，顺便自嘲一下而已。

锐读：您说：“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青少年时期在上海底层人的大棚屋里住着，现在早已脱离了那种环境，怎么还能这样看世界？

沈昌文：其实，当编辑也就是在阁楼里看世界，与当年在板缝里看街头无异。

现在也爱“做媒”，但不负责“包生儿子”

锐读：退休后进入了“《万象》时期”，您又有哪些新的收获？

沈昌文：说来话长，简言之，无非是由此开始把编书当玩儿，不再有“使命感”等劳什子，既不想去教育谁，也不去考虑挣钱上缴（不是说可以不要这些，只是另有人关心这些事了）。可惜的是，现在连这也做不动了。

锐读：最近在读什么书？平时生活中有什么偏好？

沈昌文：读旧书，或者是讲旧事的新书，没有精力去研读对新课题的新见解了。我现在天天不在家，一般在我的“通讯处”——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聊天、会客、收发邮件。在北京的一个八九十岁为主的老年人圈子里，我还是其中最年轻的“老弟”，大家没事就经常碰面传递各种信息，你传我，我传你，高兴地做着无效的劳动。我们在上海长大的“宁波帮”喜欢帮人做媒，我现在也给作家、出版人做媒，但不负责“包生儿子”。多半是海外来的媒体让我介绍说这个事情找谁啊，我立刻说王蒙、刘心武或者谁，电话你自己去找。他们坦诚不坦诚，我不知道。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　手记

这个脖挂U盘的“不良老年”

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几乎每个行业都有那么几个旗帜性人物，沈昌文这个名字自然不会让出版业内人士感到陌生，大家都敬称他“沈公”。而对于普通人，他也是不该被遗忘的。他曾参与编译出版一批影响一代人的图书，如“文革”中参与编译的灰皮书系列，还有后来编译出版的外国文化生活文丛，如《宽容》、《情爱论》等。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然而，沈公在很多公开场合中都形容自己是一个“不良老年”，年过古稀，像年轻人一样总是背着背包，脖子上挂着个U盘，骑一破旧“永久”，往来酒吧咖啡馆。他喜欢上网冲浪，口说broken　English，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他只听老派的流行音乐，对邓丽君情有独钟，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吹捧她。

虽有种种传闻在耳，等到最近在郑州全国书市上见到了沈公，我还是吃了一惊，因为他看上去太不像知识分子，既不儒雅也不清高。他的目光中似乎有种历经世事后的通透，深色的夹克衫更是衬得他的神情有些许肃穆，身上也不见有mp3　之类的“前卫”挂饰。总之，看得到他脸上写满的沧桑，倒就没瞧出他如何“不良”。

一会儿接到了沈公递来的名片，觉得好特别。这是一张校对稿的废纸，上有画着一个背着双肩包、两手提着两大捆书的短发短须“荤面老头”的简笔画，旁边注以他手书的一行斜字“废纸我买！”沈公风趣地解释道：“一位小朋友送我一张近年的速写，觉得很有趣，就印在名片上了。因退休多年，没有公职，名片要自费印制，所以可省则省，尽量利用废纸。”他提及的这位小朋友即是沈从文的孙女、动漫画家沈帆。沈公侃侃而谈之时，总喜欢眯着眼睛笑。想来这笑里面应该有庆幸，有快乐，有酸楚，有自嘲，五味俱全吧。

卢欢/文

沈昌文

著名出版人。1931年生于上海。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