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肖畅

　　26日，中国各地近300位城市管理执法局长向社会发出“文明执法”承诺。据报道，全国城管执法队伍形象建设年活动正式启动，因此，这份承诺正当其时，也可看作对某些城管执法人员不文明行为的集体回应。
　　人们都清楚，城管执法需要“文明执法”，这是“应然”的常识；当然，“文明执法”需要的更是制度约束，这是“必然”的常识。常识之下，300位局长的承诺，无需放大而观，却可视为一种“文明”的内在诉求，也说明城管队伍存在着改善形象的内在驱动力，有对执法责任更清醒的意识。承诺不是充分条件，但又是一份职业伦理的宣言。
　　那么，怎样保证这份承诺？但凡学医的人，都会知道2400年以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现在的医疗制度，固然不可能靠这个誓言而维持，但此誓言却透露着一种职业的精神气质。它虽源于中古时代宗教信仰对世俗职业的支撑，但在如今，此誓言的影响力却已从医疗扩散到其他行业，变成了职业伦理的天然诉求。
　　因为，人一旦置身某个行业，意味着其不仅是个自然人，也还是个社会人；职业是自我人性的延展，同时也被附加了社会属性。各职业都需要制度规范，但也需要职业伦理，需要类似的宣言与承诺，让内心的道德变成职业的道德，让自己通过职业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
　　现代社会，无论置身何种行业，哪怕位居庙堂之高，依然只是在从事一份职业。任何职业都有其职业伦理。随着职业的社会功用不同，其责任就有相应分配，对责任有多少敬畏，职业伦理就有多大程度的表现。职业伦理所表现的，并非外在约束所强化的责任感，而是内在的责任意识，是看清对自己职业所应有的态度、道德，从而有对职责自觉的遵守，以及对职业形象有自我维护的尊严感。我们讲“公共服务”，只有态度上先明确，才能走好下一步。
　　“城管执法队伍形象建设年活动”，这类“形象建设”的确很平常，但在城管形象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这个“建设年”终归是一种自我改善的尝试和努力，无需夸大，也无需漠视。因为任何制度框架内，责任的遵守都是底线的遵守，而诉诸职业伦理的责任感，是饱满的，有张力的，其遵守自然是主动的，有温情的。如此看待300位局长的承诺，在制度构建之外，承诺也是诉诸职业伦理的构建。
　　当然，城管工作的“文明执法”，最终需要落实在执法程序的规范之中。执法程序是个硬约束，它避免了个体的情绪化，它胜过任何承诺，会最大程度的减少执法中的不文明行为。不过，承诺本身的确也是一种“文明”的细节，它成为接受监督的自觉，“形象建设”并非简单的媒体攻关，但需要从承诺开始，这是起步，也是有内在动力的证明。
　　城管工作，不是源于对城市环境的终极追求，而是把环境所服务的公众利益当作目的本身；在城管执法人员面前，没有“不听话”的人，更没有城市环境中的“异类”，而只有需要被调整、引导的私利，只有需要被合理维护的秩序。我们不说这300位局长的承诺足以成就“文明执法”，但这承诺是一种态度，是职业伦理的表达，而“形象建设”应当包涵在这些职业伦理的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