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期间武大西迁乐山70周年
在乐山的武大真是名人云集，有教甲骨文、金文的吴其昌；教文字学、声韵学的章太炎；黄季刚学派的传人刘博平；词学大师刘永济；文学院的朱光潜、吴宓、叶圣陶……
那八年……
国难当头，日寇进逼，民族危急。
那八年……
痛别珞珈，西迁乐山，弦歌不辍。
是什么，支持着老师，让他们放言“战士应该死在沙场，教授应该死在讲堂”？
是什么，鼓励着学生，让他们在寺庙、茶馆、郊外的野坟地自习？
是什么，让武大师生在这被称作退回19 世纪的八年炼狱生活中造就了如此辉煌的八载荣光？
——《咱武大的那八年》讲座宣传词
1938年武汉抗战形势日趋恶化，2月21日,武汉大学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将学校迁往四川乐山。
3 月，部分教职工和一、二、三年级学生600 余人分批乘轮船入川。4 月29 日，先期到达的师生在破旧的校舍里正式上课。
1945 年抗战胜利，“武汉大学复校委员会”成立，1946 年3 月10 日，第一批物资从乐山起程。10 月，师生平安回到武昌。
10月31日，学校举行了复员回汉后的开学典礼。
乐山8 年，生活条件虽然困难，学生却非常努力，加上有名师指导，培养出许多人才。张效祥、张兴铃，张致一、陈荣悌、崔昆等二十多人成为两院院士，端木正系当代少有的国际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东为台湾成为经济“四小龙”做出很大贡献，美籍华人黄孝宗，有台湾“飞弹之父”、“IDF 之父”等美誉，曾获美国“阿波罗/土星登陆月球计划功绩奖”、“太空实验室计划功绩奖”等。
口述人：马同勋
武汉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今年92 岁，武大在乐山8 年的见证人。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来到珞珈山，1942 年在乐山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助教并曾兼过训导处学生指导组主任。抗战胜利后，1946 年武大复员，他又随校回到珞珈山。
记录/整理：本报记者 卢欢 实习生 黄海
（感谢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提供支持）
◇迁校乐山
词学大家刘永济卖字糊口
我们是在1938 年4 月全部搬到四川乐山的，当月月底就正式开学了。武大之所以选在乐山，很大原因就是当地物价便宜，民风淳厚。刚去时，一角钱可以买七八个鸡蛋。教授的待遇很好，分九级，第九级是三百块银元，第一级是五百块银元，也不用纳税，可以租繁华街上很好的大房子住。只有王星拱校长在很远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围起竹篱笆。不料1939 年“八一九”轰炸以后，繁华区一带的房屋全部被炸光，很多教师无家可归，损失很大，王校长住得远，没事，我们都说他眼光长远，有忧患意识。
到1942 年以后，物价飞涨，教师的生活每况愈下，生活就差了。当时流传着“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有人的门上还贴着“ 我已无家更何往？故乡少此好山河！”的门联。文学院教授、词学大家刘永济先生本来收入很高的，但到这个时候日子过得很艰难，只好到一个裱糊店里挂牌子：“代客写字”，也就是卖字。他曾经写了一首《綄溪沙》的词来形容自己的情况，有这么几句：“煮字难充众口饥，牵梦何补破残衣。”会计学教授戴铭巽先生，英国留学回来的，有肺结核病，大轰炸后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就搬到一个教授家里住了。他每天煮点饭，也不买菜，拿两个鸡蛋蘸酱油吃，吸烟就吸火车牌。火车牌的烟价格便宜，在那个时候被戏称为“教授牌”，因为教授是抽不起好烟的，只能抽这个。这样子维持生活还不够呢，他又挂了“戴靖会计师事务所”招牌，可是他为人耿直，不会交际，所以搞不来钱，生活依然困难，一直拖到1946年，他42 岁的时候才结婚。
我的恩师吴其昌先生，古文字学家，清华国学院第一期毕业，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生活同样很困难。当时嘉峩师管区有个面对学生的征文，他为了稿酬也去应征了，老师们对此有非议，说一个大教授怎么搞这个？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要吃饭啊！我又不是偷的抢的，我是凭我的劳动力得来的。”哲学系黄方刚教授是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的儿子，去世以后，他的外籍夫人就靠卖油炸面圈维持生计，两个混血小孩也跟着到处卖零食、糖球。还有数学系的肖君绛教授，会中医，会治很多病，特别是痢疾、疟疾之类，很多学生没钱找医生就找他治，一治就好，可他医不了自己的病，40 多岁就去世了。
◇大师云集
“就教师质量而言，清华不如武大！”
在这种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教授们的教学依旧出色。1938年迁到乐山后，教师阵容比在珞珈山时要强大，最多的时候有120多人。当时的办学主张是兼容并包，老师愿意来，武大也乐意请，不管你从哪里来，是什么学派，信仰什么，只要你品德好，学问好，都可以来。在乐山的武大真是名人云集，有教甲骨文、金文的吴其昌；教文字学、声韵学的章太炎；黄季刚学派的传人刘博平；词学大师刘永济；文学院的朱光潜、吴宓、叶圣陶……各院系中留学归来的大有人在，学术气氛非常自由，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怪乎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曾秉钧说：“就教师质量而言，清华不如武大！”
当时是国民政府时代，从1939 年起到1943 年经历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时局动荡不安，进步思想在社会上还是会受些阻力的。此间，王星拱校长对师生们采取了保护措施，碰上国民党或当地政府有什么问题，他就担保，设法解释。
法学院的杨东纯教授（后首任华中师院院长）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开提出大家应该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两面旗帜，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讲完后地方上就干涉了，说他言论思想反动，诋毁政府。这时，王校长出面了，给教育部写呈文，说杨东纯所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只限于先秦时期，其人教学很努力，平时言论不涉及任何实际问题，就这样模棱两可说了几句搪塞过去。
而讲俄国文学的缪朗山，有一次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里讲俄文、讲苏联，结果不仅仅是不准再讲学，还被警备司令部驱逐出境。王校长又出面了，力争说：“讲俄文就是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那讲日文的教授不就成了汉奸了吗？”对方无法反驳，就这样又搪塞过去了。
对于教师的职责，学校是有要求的，比如当时的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就提出：“教师应以教学为主，个人写作是第二位的”。大经济学家陶因一辈子就写了《经济学讲义》一本书，也不过十万字。学生说，老师你把这个整理出版吧，他却说：“出版干什么呢？只要教懂你们，我就尽到责任了。”
◇学生活动
那边的尼姑念经 这边的男生读英文
对学生实行通才教育在乐山时期是一大特色。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哲学概论、伦理学、文字学，声韵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概论等都是我的必修课。
乐山瘴气重，必须吃花椒、胡椒、辣椒来增强抵抗力，可有些人吃不惯，患上疾病一病不起。那时我们经常吃所谓的“八宝饭”，就是掺着老鼠屎、沙子、谷壳的饭，没菜就拌红酱油吃。我们的家破了，我们的国家被日本人侵略，流亡学生在逃难，能在这里读书就不错了，因此在逆境中接受教育的我们更努力，学习非常自觉。当时的男生第四宿舍被安排在高西门外露济寺里，有一座正殿被分成三个部分，左边一间住着14 个男生，中间是吃饭的地方，右边住了一个老尼姑一个小尼姑。老少尼姑每天早起念经，14 个男生也每天早起读英文。那边念经这边读英文，各不相干。
乐山时期的文艺活动算得上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学生剧团，像青年剧团、峨眉剧社，经常演话剧。《日出》、《雷雨》、《放下你的鞭子》、《北京人》等等，都是常演剧目。放假时家庭宽裕的学生会自发出外郊游，唱一些《花好月圆》之类的情歌。
学生的抗日活动也不少，我到乐山时就参加了“抗日问题研究会”，在里面做干事，端木正是负责人。大轰炸之后我们就写标语——“抗战必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1940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好像是7 月6 日，学校刚放暑假，有个人拿着一份名单跑到我们住的第二宿舍来，找到一个校工打听，说要会见这些人，名单上有我和抗日研究会一些成员的名字。校工很机灵，悄悄地通知了我们。研究会的负责人钱祝华立即决定让大家都撤走。宿舍就建在城墙上，上面有口井，负责人带头顺着井绳从城墙后面逃出去，我们一个个也就那样离开了学校，一个月之后才敢陆续回来，而其中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了，大概是有的被捕了，有的转去了别的学校。
◇讲堂轶事
开门的不是袭人所以吴宓没踢
在乐山，每周一上午八点，全校师生集合，听领导和教授作报告。我记得在1941 年一次纪念周上，朱光潜先生作了一个题为《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的报告，大意是讲无论对国家和民族，还是对个人处世、做学问，都要迎着最大的困难向前迈进，不能犹豫、妥协、倒退。
吴宓老师原来是清华外文系教授，红学大师。钱钟书、季羡林都是他的学生，到武大后讲课很受欢迎。有一次他在大礼堂讲演《贾宝玉的痴情》。他从一个小角门进大礼堂，但是偏偏那天听讲的学生很多，他敲了半天门，也没人搭理，很久后才有个学生听见了，替他开了门。他一上台就开讲：“话说宝玉见关着门，便用手叩门，里面诸人只顾谈笑，哪里听得见。叩了半日，拍得山门响，里面方听见。袭人前来开门，宝玉一肚子好气，满心地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原来是袭人，踢错了。今儿开门的不是袭人，幸亏我没有踢呀！”这个开场白让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讲的这些话可是在把红楼梦的原著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啊！他跟我们讲，治学之道就要背书，“要学而思之，学而时习之，学而倒背如流”。
我的恩师吴其昌先生，也是很可敬的。我当时留校任助教，毕业后又跟着他学了两三年，直到他逝世。他认为治学的态度要诚实恳切，以对学问负责的态度来治学，他曾举例说朱熹注《四书》，到临死的时候还在著《大学·王实甫著《西厢记》，写到“西风紧，北雁南飞”时呕吐鲜血而晕倒。他本人有肺结核，好多次讲课时咯血，我们叫他不讲了，他就靠着我们的长凳子上坐一下，接着讲。1944年2月9日，这是令人难以忘却的一天，吴先生带病给讲商周史，因吐血过多，突然晕倒了。我们赶紧把他背到家里，可他躺在床上时就不行了，2月23日早晨，病逝。
“战士应当战死在疆场，教授应当累死在讲堂”。这句话最后果然应验到他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