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学作品光芒万丈温暖人心，永远不会是商业和功利的工具。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实力作家生计无忧，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鉴于此，我们结合本年度的图书调查结果，再次撰写畅销书启示录，但愿对当下陷于市场困境的作家有所帮助，对出版界人士有所启示。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各年龄段读者中，有60%的人表示，自己如果喜欢某位作家，那么，“无论他出什么作品都会购买”。
　　2006年10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家村银行家尤努斯博士，在获奖时讲了一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名言：“每个人都有可能，而且有权利过上体面的生活。”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在过上体面的生活之前，多数人都要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一番。以作家举例，法国的大仲马就有过囊中羞涩的时期，贫困的枷锁影响了他的创作和心情。
　　后来，这一切如何得以改变？原因在于他放下身段，虚心请教一位名为欧仁·苏的畅销书作家，学习赚钱心经。不久后，大仲马的又一部作品在报纸上连载，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新作情节曲折紧张，传奇色彩浓厚，一时间家传户诵，出版后更是像香肠一样热销。
　　这部作品，就是跻身文学经典之列的《基督山伯爵》（旧译《基督山恩仇记》）。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国内图书市场，为什么有的图书畅销百万，但大部分作品却滞销蒙尘，被束之高阁？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一部作品如何才能叫好又叫座？我们的大仲马们，有没有可能从欧仁·苏们那里学到什么？

　　破译畅销密码

　　一? 把畅销变成常销
　　这些作品的名字，隔三差五就会在媒体上出现，而很多购书的读者，信任媒体推荐。

　　2008年度，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文化苦旅》及安妮宝贝的部分作品，以及名家名作如傅雷的《傅雷家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曾经的畅销书，到现在每个月还能卖掉近千本甚至更多，这比很多新出版的作品销量都要好。
　　通常，由畅销变常销的图书，都是获得广泛认同并且口碑不俗。很多书店也愿意销售这样的作品，一来货源有保证，二是销路不用愁，三是总有免费广告。

　　二? 实用已成王道
　　“比教材好看、比小说有用”正是此类作品的特点，同时满足了读者休闲娱乐和实用的双重需求。

　　《求医不如求己》《不生病的智慧》《新编家常菜谱》的热销，说明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通过图书快速获取生活信息和知识，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这些图书有的放矢，提出一系列和普罗大众息息相关的问题，诸如“吃烧烤不饮绿茶就会热毒上身”“西医就是西医，中医就是中医，最好不要混用”等，从而成为图书市场的亮点，其畅销程度不容小觑。
　　而引发读者共鸣的一些职场小说，如《圈子圈套》《杜拉拉升职记》《输赢》等描述职场争斗、揭露职场内幕的小说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它的实用性有关。

　　三 向好莱坞学习 “系列书”实现销量最大化
　　对于读者来说，为了知道故事的结局，追买续集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在目前的图书市场，销量每年超过5万册的图书数量并不多见，达到10万册的屈指可数，发行过百万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一旦某部作品成为畅销书，出版者和作者通常会迅速反应，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将单本变成系列，此举近年尤为明显，《藏地密码》《藏獒》《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等系列畅销书莫不如此。
　　重庆出版集团资深编辑李江华告诉我们，如果第一部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读者往往会不停追寻故事的结局，这也为后续图书的宣传推广节省了不少成本；而看过第二部的读者，也可能找第一部来看。如此反弹，对于系列图书的销售，无疑大有裨益。

　　四? 互联网? 是地狱也是天堂
　　余地之死是一个例证。他的诗歌起于互联网，又被互联网口水所淹没。互联网既是滋养他生长的摇篮，也是葬送他的坟墓。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认为，“互联网有三种功能：1.推出大量数码作家；2.制造大量文学垃圾，3.淹没天才作家的泥潭。”数据印证了他的观点：我们采访获悉，在今年上半年零售市场畅销书前100名中，有30％的作品红于网络，然后转成书籍出版，作品类型包括悬疑、玄幻、职场、武侠、穿越等。并且，网络文学在图书市场走俏的同时，也频频触电影视传媒，如《诛仙》已被改成网游，《明朝那些事儿》也有了动漫、话剧版，炙手可热的《鬼吹灯》、《盗墓笔记》即将被搬上大银幕。
　　网络刊物、网络论坛、博客、手机短信等新的书写载体正在替代古老的文学样式。传统作家如能借助网络，很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天地。

　　五 想卖书? 先说书！
　　马未都登上《百家讲坛》之后，讲收藏的内容很快整理成书。据其透露，“如果这四本书卖好了，能超过《集结号》的票房。”

　　众所周知，国内不少作家是通过与影视结缘聚集人气的，如苏童、刘恒、池莉、海岩、王朔等人。毕竟，相对于纸质图书，电视的传播面更广泛，传播速度也更快。2004年10月，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时，出版社担心滞销，只印了五千册，没想到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一再加印，竟在一年内重印了16次；此外，在盗版书大量出现的同时，还掀起了一股历史类图书的“正说”旋风。在此之前，阎崇年写了20本书，《努尔哈赤传》卖得最多，也不过四五万本；最少的是《袁崇焕研究论集》，在台湾出版时仅卖出不到两百本。其他学术著作，能卖到一两千本就算不错了。
　　图/文 特约记者 吴怀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