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春 实习生 涂莉 方睿
核心提示
依托汉正街集家嘴客运站江堤外的汉水，渔民、在渔船上居住的打工者、经营水上旅馆的人，组成了大武汉一个特殊的“水上部落”。正是汉正街繁华的经商环境和熙熙攘攘的人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繁衍温床，而他们的基本生存法则就是要“滨水”而居，生活生存在水面之上。
面对这帮特殊群体，各部门都很伤脑筋。“希望他们能好好生活，但水上环境还是要保护。”武汉市环保局控污处负责人深感无奈。
集家嘴、汉正街、客运站、晴川桥，在这些武汉码头独有的地理坐标上，“水上人家”们上演的生活场景正挑战着大武汉的滨水法则。
股票、猪肉、房价，今年最热门的三个话题，都和肖成银扯不上关系。虽然生活在武汉这个大都市，但作为生活在汉江沿线的“水上人家”，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依托集家嘴客运站江堤外的汉水，渔民、在渔船上居住的打工者、经营水上旅馆的人组成了一个“水上人家”。汉正街拥挤的人流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温床，而他们的基本生存法则就是要“滨水”。
当渔民和水上旅馆随意丢弃生活垃圾，当这里成为无家可归者的乐园，管理部门的联合执法开始了。
一次次被赶走，一次次又回来。
“我们只是要讨个生活。”肖成银显得很无辜。
面对这帮特殊的群体，管理者也很伤脑筋。“希望他们能好好生活，但水上环境还是要保护。”
集家嘴、汉正街、客运站、晴川桥，在这些武汉码头独有的地理坐标上，“水上人家”每天上演的生活场景正挑战着大武汉的滨水法则。
那些恋水的人
船上生活着一群外地来汉的打工者，有的贩鱼、有的拾荒、有的在客运站当搬运工、有的开理发店、有的在船上做饼子卖给汉正街的过客们。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渔民，岸上的商贩称其为“水上部落”。
8月19日中午，集家嘴客运站外的江堤上又传来米饭香。铁桶改成的炉子、岸边捡来的木头、一口大锅。虽然除了油、盐和豆瓣酱别无更多的调料，但童桃枝的菜看起来也很诱人。
阿强刚从汉正街某鞋城的福建老板那里领到了三年的工钱，准备在客运站搭两点半的车回沙市老家。当他百无聊赖地蹲在江堤上时，看到了渔船上正在给丈夫肖成银准备午饭的童桃枝。
拿着童桃枝给的锅巴，阿强慢慢踱到老董开在渔船上的理发店。老董从河南周口来武汉讨生活，理个板寸只收2块钱。
集家嘴客运站外的汉江上，聚集了20多条破旧的渔船，上面既没有渔具，也没有装马达。船上生活着一群外地来汉的打工者，有的贩鱼、有的拾荒、有的在客运站当搬运工、有的开理发店、有的在船上做饼子卖给汉正街的过客们。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渔民，岸上的商贩称其为“水上部落”。
更远处靠近龙王庙的地方，三三两两停着几艘旧趸船，背着大行李包的外乡人走过长长的跳板就能上船，那里是水上旅馆，十块钱一晚。
最近几年，童桃枝有些留恋“水上部落”，习惯身边有个“水上人家”。“再干一段时间就要回洪湖老家守着孙子，不用遭罪了。”说这话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晴川桥，眼中无限留恋。
正是以童桃枝为代表的这群人留恋“水上部落”生活，很多部门都头疼。武汉市环保局污控处某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水上人家”在江边的生活影响环境。虽然他们倾倒生活污水造成的污染和大的排污口相比程度较轻，但还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曾经联合武汉市交委等部门，整顿过一次集家嘴的码头、车站和餐馆，但是后来那批人还是回来了。从环境的角度考虑，希望他们能够迁走，只是现在暂无具体的管理办法。”该负责人说。
水上生活
小小的甲板上晾满衣服，这些长年用江水洗的衣服已经分辨不出颜色了。童桃枝原来还自己扯布做衣服，这几年一直穿别人给的衣服。
肖成银已经在这里贩鱼12年了，每两天坐一趟公交车到白沙洲海鲜批发市场，回汉口转手赚个差价。
“我和几个人租辆车，把鱼运到家，用网装着直接养在江里，卖的鱼新鲜。”肖成银不时还能在船旁抓到乌龟、甲鱼，够他乐上好几天。
童桃枝除了安排丈夫的生活起居还要跟着去卖鱼，丈夫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问餐馆、问路人，而她就负责剔鱼鳞、清理鱼腹。
肖成银年轻时教过书，1968年在洪湖二中当老师，后来当过村里的书记。“后来又到镇上液化气炉工厂当书记，12年前厂里效益不行，就来武汉漂泊”。
武汉市渔政处副处长向军很了解“水上部落”的情况，他说，这些人一般来自洪湖，“过去集家嘴有个水产市场，外地鱼贩的渔船就开到这里。后来水产市场搬到白沙洲，鱼贩子就把船卖给汉正街周围的打工者，形成了现在的水上部落”。向军一再强调，这些人没有从事渔业生产，不是渔民。
虽不是渔民，但亲水的生活已成了天性。童桃枝的衣食住行都在船里，下船只为了三件事：提喝的水、贩鱼、买小菜。“儿女们生活条件不好，没能力接我们过去住。”她和丈夫在武汉攒了些钱，给儿女盖房子、娶媳妇、办嫁妆，现在又想着给孙子存点学费。
“现在一天只赚30几块钱，最心疼我的大女儿在镇上打工，也顾不上我们了。”虽然生活清苦，但童桃枝对儿女却十分慷慨：“只要儿子来看我，我攒多少钱就给他多少，女儿来了我也去汉正街买很多东西给她。”
除了要和亲人分离，童桃枝心中的部落生活什么都好：长江上空气好，夏天的晚上虽然有江蚊子，不过关起船舱点盘蚊香就没事了，老天爷开空调，到了五点以后就很凉快，晚上还要盖被子。
小小的甲板上晾满衣服，这些长年用江水洗的衣服已经分辨不出颜色了。童桃枝原来还自己扯布做衣服，这几年一直穿别人给的衣服。年近六十的童桃枝十几年来都没得什么病，今年初却被查出糖尿病，她正考虑要不要回家休息，“坐车回去要30块钱，还是等一等再说吧”。
他们的快乐
孩子们都在深圳打工，老董准备攒点钱回老家安享晚年。船舱里有三只猫、两条狗，“这些猫狗都是在江边捡的，我可怜，它们也可怜，我就把它们带回船上，好歹跟着我还有一口面条吃。”老董说。
童桃枝虽然生活艰苦，但和老伴还能说说心里话。邻船的马德厚却孤零零一个人，“如果不能玩两把牌，就只能数着星星睡觉了”。
8月20日晚上9点，59岁的马德厚正式开始工作，他站在客运站的大货车前，用瘦小身躯背起两大包货物，艰难地朝仓库走去。
马德厚每周要做五天的搬运工，每晚连续工作3小时，有时还要干到天亮。下完货，他会去客运站的小餐馆叫一碗牛肉面和一瓶啤酒，“牛肉面是涨气力的，喝了啤酒才能安心睡觉”。
马德厚总是在中午准点起床，连门也不锁就去外面找点吃的。很长一段时间，马德厚都习惯借着晴川桥的灯光在船上抽烟。一天抽两包，赚得多的时候就抽4块钱一包的“高档烟”。后来，他学会了打麻将，常和船上的其他搬运工一起玩。
老董是马德厚最好的麻将搭子，他们都是搬运工，老董还有理发的手艺，每天只干三个小时的装卸就行。
8月19日下午4点，暴雨袭击汉口，从堤上流下的污水直接冲进汉江，垃圾也漂到船边。
老董仍在大口大口吃着老伴下的面条。走进他家的船舱，四处散落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老董说，在河南老家谋生不易，才来了武汉。为了省钱，花1200块钱买了现在这艘船，一直住着。孩子们都在深圳打工，老董准备攒点钱回老家安享晚年。船舱里有三只猫、两条狗，“这些猫狗都是在江边捡的，我可怜，它们也可怜，我就把它们带回船上，好歹跟着我还有一口面条吃。”老董说。
“滨水”隐患
在船的第二层，有一排可供住宿的房间，从窗户向里面望去，十余个平方米的房间里简单地摆放着两张铺着席子的床。窗户很小，而且是用铁焊死的。虽然外面太阳很大，房间内采光仍然很不好，天花板和墙皮已经开始脱落，房间里还有很多果皮。
如果说渔船的出没还能让汉江集家嘴段显得别有风情，那么往龙王庙方向走就能看到一些不雅的场景。
码头外的防洪堤犹如一道分界线，从视线上隔断了城市与汉江的连接，一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大多到了夜晚便席地而睡。人行道两侧摆着许多被武汉人形象地称为“挖地脑壳”的地摊，出售的日常用品质量不高。
在市集气息浓重的江堤旁，在旧趸船上开旅馆可谓是种依环境而衍生的方式。8月22日上午，记者在集家嘴往龙王庙的方向看见沿着江岸停靠着很多两三层的趸船。几根竹子和木棒成了连接地面和趸船的水上通道。
从岸边顺着木板晃晃悠悠地上了一艘趸船，坐在门口的人立马警惕地询问记者的来意。
在船的第二层，有一排可供住宿的房间，从窗户向里面望去，十余个平方米的房间里简单地摆放着两张铺着席子的床。窗户很小，而且是用铁焊死的。虽然外面太阳很大，房间内采光仍然很不好，天花板和墙皮已经开始脱落，房间里还有很多果皮。
一个船上的工作人员正在甲板上晒一大筐鱼块，当问他鱼块作何用时，他笑言住店的人还要吃饭吧。
据了解，汉江由于水运的相对萎缩，一些趸船失去停靠的功能，船主便纷纷把趸船改成了小旅馆来维持运转，住客大多都是来汉打工人员和过往船只的卸货工人。
下船后，记者和附近卖水果的摊贩聊天，他告诉记者，一些在汉正街打货的商户，当天来不及赶回去，花上10多元就在船上住一夜挺方便。但正在买水果的大爷一直摆头。“船上旅馆很乱，污七八糟的，什么人都能住，能安全吗？”
对此，武汉水上公安分局表示，经营旅馆属特种行业，必须报警方批准。水上旅馆，存在的合法与否都将取决于是否有经营许可证这些种种的证件，而且消防设置要合理，对于无证件的旅馆要取缔，消防达不到标准的要整改。
“管理部门更多只是从城市和水域管理的角度来看待他们，毫无疑问”。一位熟悉武汉“水上部落”的杨先生向记者表示：“水上部落这么多年来其实已融入到了武汉的城市文化中，如果能加以规范注意安全方面的隐患，它们也能成为武汉江城文化中有意思的一部分。”
“既然是文明全国的江城，水上部落就是大武汉的一个特征，不能简单地抹杀或者否定它的存在，重在寻找一个既安全又符合江城特点的保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