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东坡肘子，还有鲜荔枝

　　我们只有此心安处，才是生命可以托付的归属。以这样的态度来看道家，就是生命的潇洒狂放。

　　我在签名售书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对我说的话，让我感触很深。那位八十岁的老人说：“谢谢于老师，你把孔子给中国人找回来了。”这是一个老人的话，因为他觉得孔子一直没有丢失，它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有寻找之心，才会觉得他回来了。
　　谈到传统文化的远景，我不希望我们的文化是一元的，我不希望只是儒家文化的简单回归，不希望把东方文化看作我们唯一的根本或是源泉。我这十几年来跟香港的渊源很深。1996年，我在香港前前后后逗留了半年的时间，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大型的专题片，叫《香港沧桑》，一共十八集。我当时作为它的撰稿人，就要了解香港，从那个时候，我就跟香港接触很多。我觉得香港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特别明显。我们对于每种文化，就应该像我们的口味一样，不会因为喜欢吃西餐而放弃吃中餐，也不会因为喜欢吃中餐而放弃吃日本菜或意大利面条。
　　在多元并存中，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支点，将文化作为一种力量融合进去，转化为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从文化中找到在自己困顿的时候可以被救赎的力量，在安稳的时候可以快乐的能力，这些文化的东西不一定需要我们长篇背诵，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内心源源不断的力量。
　　中国文人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看张孝祥在过洞庭的时候，中秋节被贬官了，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一个人在那里被贬官了，一个人驾着一叶扁舟，“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这是一种天地情怀啊！就是他可以看到这么辽阔、像玉鉴田野一样的景致，我的一叶扁舟稳稳地行在其上。那么天地宇宙与他的关系呢？“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银河和皎月照射他的心胸，他的外在和内心，都是朗朗的、皎洁的，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所以他说这样一番境遇“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他不感到悲哀和困窘，反而有一种悠然神往。
　　他也知道自己一直在贬官，“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就算这种短发萧疏、一腔清冷又有什么呢？我还可以稳稳地泛舟，生命还是稳健的。所以他说只此一刻，即使天地都没有光明了，我还能做到“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是什么样的心？我会想到儒家所谓的“君子”，生命坦荡而没有戚戚之怀，这不就是君子之襟怀？张孝祥所表现出来的天地坦然，不就是这样吗？
　　这种境界在道家思想中，“孤光自照”转换为庄子的话，就是两个字——“葆光”。他说，我们的心为一个府库，养心最后是为了葆有心的光芒。这种光芒不一定来自外界，你心里就一直带着的。而光芒的境界，我最喜欢老子的表述，四个字，“光而不耀”，内心有光芒但不耀眼，它不刺伤别人，它不张扬，若要我形容，我认为“光而不耀”是“哑光”的那种光泽，它不是那种亮亮的光泽，而是一种优雅、节制、含蓄、内敛并且是永不中断的光泽。
　　像张孝祥在那样的困顿之中，你说他是儒家之境，还是道家之境？总而言之，他葆有生命光芒。“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我抬头看见北斗之星是勺子形，我用这勺子舀尽西江水，遍宴山川万物。这是什么？我不把它当作诗词来读，我把这对苦难的穿越看成人生豪奢的一场审美。
　　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很杰出的代表——苏东坡。这个人，你说他是儒是道？作为儒家，他当过翰林大学士，在北宋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以自己敏锐的政治禀赋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看出新党过于激进、旧党过于保守，一生挣扎于党争之间，两党都不把他当自己人。另一方面，在生命遭遇困顿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态度？他如果在好地方当官，比如在苏杭，他可以写一写淡抹浓妆总相宜的西子湖，可以参禅修道、修桥修堤、赏赏风景，还可以研究东坡肘子这样的美食。但是，一旦贬官了，“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贬到天涯海角，贬到今天的海南这个地方，你说他沮丧吗？但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我平生未到的奇观丽景，纵使再有千百次的贬谪，心中都不会有遗恨，因为这里的景观太美了。
　　到那里没有东坡肘子了，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我可以吃鲜荔枝啊，吃得多高兴啊。到那里不做高官，没人成天给他送礼，他抬头见月，低头看花，“菊花开时乃重阳，良天佳月即中秋”，有月就叫中秋，菊花一开就喝酒过重阳，我想过节就天天过节。这样一个被贬官的人，处处欢乐。他到那么老，在密州出猎的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这样一种生命豪情，你说他的心不悠游吗？你说这不是沉浮由心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大家都在追问家贯何在的时候，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一颗心可以安顿的地方就是故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物理上的故乡，今天所谓的故乡就是祖辈的他乡。我们只有此心安处，才是生命可以托付的归属。以这样的态度来看道家，就是生命的潇洒狂放。因此我喜欢林语堂对苏东坡作的评价，叫做“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乐观主义是一种生命态度，当一个乐观主义者去担当重任时，他才不会被沉重压垮，所以我说，我们要担承重任，但要举重若轻。我不喜欢忍辱负重，同样是重，为何不能担当得轻盈？我觉得家国责任，加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身上，他会永不妥协。

——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