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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起“五四”火炬 呼唤民族觉醒——百年前湖北团组织的成立

2022-05-12 14:06:05 来源:省档案馆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红五月是青春激扬、革命高涨的日子。100年前,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中央的前身)宣告成立。遵照团中央的指示,12月17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区委成立。她一经成立,便在省委领导下,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成为率先觉醒的社会进步力量,推动湖北青年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缕星火。

求索:探寻救亡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大地国难日深。湖北是寇深祸亟的地区。自1861年汉口开埠,英、德、俄、法、日五国相继在汉设立租界,对湖北进行残酷侵略和掠夺。一批仁人志士在荆楚大地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路。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督鄂18年里,大量开设新式学堂,有组织地选派青年海外留学,湖北进步青年开始“睁眼看世界”。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社及湖北新军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发动武昌起义。然而,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1917年,恽代英在《新青年》发表“论信仰”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全国掀起新文化运动。它深刻地影响湖北,为正在追求真理的湖北进步青年,展示了一个新天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积极回应,给《新青年》致信:“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看到了曙光一样。”《光华学报》《汉口民报》等一批进步报刊诞生,进步青年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等纷纷撰稿,围绕世情、国情展开讨论,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进行批判,促进了青年的觉醒。这一时期,由恽代英等人发起成立的互助社,作出了改造社会的实践探索,成为湖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吸收了林育南、肖人鹄、刘仁静等许多进步青年,也吸引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注意。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并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一批苦苦寻求中国出路的先进青年,由此受到了震动和鼓舞,他们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一些由进步青年创办的湖北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仁社、黄社、辅仁社、日新社、农村改进社、人社等,这些社团都注重个人品格修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1918年6月6日,互助社在中华大学开办启智图书室,专门销售《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1919年初,胡业裕等人创办《新声》半月刊,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新声》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亦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新的时代强音开始在荆楚大地上风雷激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爱国学生运动,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主的湖北青年进行了声援和坚决斗争。6月1日,近六千名学生实行同盟罢课,湖北督军王占元下令军警野蛮镇压,在中华大学门前当场刺伤学生十余人,爆发了湖北“六一”流血事件。“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以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经受洗礼的湖北热血青年,开始新的探索之路,他们终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恽代英与林育南在武昌共同创办利群书社,直接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道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张冥飞编印《劳农政府与中国》、恽代英翻译《阶级争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李汉俊帮助下,开始系统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传播的重要阵地。

觉醒:成立团的组织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目的是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与中国的进步革命组织建立联系。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维经斯基一行不仅给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也介绍了苏俄青年团组织的情况和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并向各地发出建团的倡议。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7人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初,董必武、张国恩、郑凯卿同利群书社骨干成员李书渠开会,研究建团工作。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召开了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宣告武汉团的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会议推选包惠僧为团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包惠僧在会上宣读了团的章程,提出团的名称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团的会议“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入团的手续是“不论任何人,经我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驻地 “暂设于武昌”。

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

这一时期,恽代英由于热衷于新村运动,没有参加湖北团组织的创建,但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利群书社骨干成员李书渠、林育南、刘光国、李求实等参加了湖北乃至全国早期团组织的创建,有的担任了负责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培养进步青年、促进青年交流、发展工人运动等发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分歧较大,且基本处于独立开展活动的状态,继1921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临时解散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解散。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党的成立大会上,专门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入党等做了研究。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带回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在“还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国家创立组织”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对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恢复和整顿,并指派张太雷和施存统主要负责。他们吸取了建团初期的教训,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了整顿,重新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根据此章程的有关规定,团临时中央局成立。

按照团临时中央指示,武汉党组织着手恢复、整顿青年团的工作。1921年12月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重建。1922年4月9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七次会议,更改团名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选了团的负责人和委员,刘昌群任书记兼劳工运动委员长,陈潭秋任出版委员,董贤珏任图书委员,林育南任学生运动委员长,李书渠任社会教育委员长,马念一任妇女运动委员长,王道任军人运动委员长。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一些进步和发展,团员达30人。

1922年2月,团临时中央局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通知各地青年团参加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人,包括团临时中央局的张太雷、施存统等,以及来自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15个地方团组织的代表。张绍康作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了会议。

武汉S.Y.(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职员名单

团的“一大”所通过的纲领、章程和产生的团中央领导机构,促进了湖北地区团的工作。1922年7月,根据团章规定,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5个团的地方委员会。12月17日,根据团中央关于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拥有3个团地委的地方可以建立团区委的指示精神,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刘光国任委员长,委员为张绍康、项德隆(项英)、李求实、梅东洋;候补委员为林育南、许白昊、卢斌。团湖北区委当时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武汉,所辖团武昌地委主要做学生运动,汉口、汉阳两团地委主要做舆论工作和工人运动,江岸、徐家棚两团地委主要做工人运动。至此,一个具有统一思想和组织,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地方组织正式成立了。此后,虽然名称几经改变,但她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播火:进行革命行动

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后,便积极发展团员,以投身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等方式投入革命工作中。档案显示,团的工作是紧张有序的。

1922年4月17日《刘昌群致国昌信——关于武汉团的活动情况并报送全体团员、各委员会职员名单》

信中介绍:“现已开始着手进行者:(1)粤汉铁路工人学校已向各方面募捐作经费,一切宣传指导等事由李书渠、包道贞负专责。(2)青年图书室已成立,刻下正在印募捐册,有募得二、三百元之希望。(3)项德隆现在汉口(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作书记,对工人实行指导宣传。

前日大会议决“五一”纪念,举行大规模之游艺会(戏剧、魔术……),对于工人实行启发宣传运动,推包惠僧为筹备主任,由S.Y.全体及其外与S.Y.接近之青年共同举行,此刻已在着手进行。”  

从刘昌群5月2日的报告看,“五一”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结果是一百分的满意!有四家报馆受我们运动出特刊。‘五一’游艺会是借青年会的地点。共到八百多人,有五百张卷是送工人的,其余卖钱作开会之用。戏剧演得很得听众的欢迎。有十几种的传单在各处发散。这回因为湖北的政府,以及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们,不知道‘五一’是什么东西,故我们得以大吹大擂的干。

”1922年6月《武汉S.Y.五月份工作报告——“五一”纪念活动情况、接收新团员、组织调查委员会》显示: 

“五月一日:  

由S.Y.主动,用武汉中学及中华大学名义,在青年会举行游艺大会,来宾到了八百多人。劳动者演说的很多。会场中有十几种传单散发。各处报馆,用“五一”游艺会去要求,共有七家出“五一”纪念特刊。决定把“五一”底详细情形,并传单、论文编印成册。但是后来因为各处代销的入场券款子多未收齐,印册子只得作罢。  

五月十三第九次常会:  

加入新团员:  

袁之英  

杨子烈女士  陈媲兰女士  李 革女士  

夏之栩女士  庄子道女士  吴 勇女士  

丁仲松女士  袁  溥女士  

通过产业机关产业工人、手工职业工人调查表方式并决定由书记将每种调查表印几十张,下次会议时分散给各团员,以便着手调查。新加入之女团员因有妇女读书会为研究宣传之机关,故不加入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五月二十八第十次常会决议:  

妇女运动委员会办暑期女子平民学校,其办法:1.向女子师范教职员并其他各处募捐并要求中央与以最低限度之帮助;2.简章由妇女运动委员会起草。  

临时调查委员会,由各团员自任各处调查,惠僧担任调查京汉铁路、扬子铁厂、烟草工人、铜圆局;昌群担任调查第一纱厂;育南担任调查裕华纱厂、模范大工厂、划子;书渠担任调查粤汉铁路;潭秋担任调查纱麻四局。”

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包惠僧、李书渠等在徐家棚开班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项英在江岸开办工场夜校;林育南、许白昊等在武昌第一纱厂等工厂陆续办起工人识字班,讲解阶级斗争学说和时政。1922年8月至1923年2月,全国工人罢工斗争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湖北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发挥先锋作用,战斗在最前列,参加了汉阳钢铁厂、粤汉铁路工人、汉口人力车夫、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各地团组织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进行声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表了《关于“二七”惨案告全国书》,强烈谴责军阀暴行,号召全国青年和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一些领导此次工运的领袖邓中夏、林育南在不久召开的团的“二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的团组织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也扩大了湖北青年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为加强国民教育,推动青年运动,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利用《武汉星期评论》进行宣传。1921年1月2日,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后来成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先后由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陈潭秋任总编辑。它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旧制度,指导知识青年投身于革命斗争,还经常刊登有关工运、学运、妇运的文章和报道。1922年5月1日,评论发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专号,林育南撰文颂扬劳工运动。同年6月,又出“妇女运动号”,李汉俊撰文《第三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陈潭秋撰文《我对于女子参政运动的两个危惧》。该刊于1924年初停刊,作为武汉党团早、中期的重要宣传“阵地”,它在联系和团结青年团员、号召青年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百年后,我们仍看到无数眼中闪着光芒的中国青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百川汇海奔涌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省档案馆 吴华 供稿)


责编: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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