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院士、“江湖之父”刘建康去世 他曾解决亿万人“吃鱼难”

长江商报讯（记者 张衡 通讯员 孙慧 王以豪）11月7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九三学社社员，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鱼类学家和淡水生态学家，我国淡水生态学奠基人、“江湖之父”、鱼类实验生物学主要开创者，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建康先生因病于北京时间2017年11月6日22时整在武汉逝世，享年100岁。

留洋学成毅然回国

他是出身书香门第，在烽火岁月艰苦求学的有志少年，是辗转留洋学成后毅然返回祖国的热血青年。

刘建康1917年9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一生活相对富足的家庭。出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刘建康随母亲迁居上海，他的童年在租界长大。年幼的刘建康上了很长时间的教会学堂，英文极为熟练。

刘建康从小喜欢关于动物的课，喜欢活跃生动的教学方式。初中阶段，他喜欢那位在课堂上用身体演绎字母的英文老师“发神经”，喜欢在生物课上看各式各样的标本并亲自参与采集。

1934年，18岁的刘建康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东吴大学强调陶冶学生人格、讲求实证和效率的教育理念早为刘建康所向往。在刘建康的记忆中，生物系的徐荫祺、刘承钊、陆近仁等老师既做科研，又教书育人，使他深受教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吴大学部分师生迁往成都并入华西协合大学。刘建康在战火纷飞中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鲤鱼的骨骼系统》，从此和鱼类研究打上了交道。

抗战胜利后，刘建康于1946年1月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次年秋获博士学位。之后，刘建康在美国多所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其才干获得实验室学者的赏识，劝其留在美国，而刘建康明确表示他的科研事业在祖国。

1949年2月，刘建康回到上海，行李中没有时尚的家用电器，只有一些重要的鱼类学文献和一台英文打字机。

帮助亿万国人告别“吃鱼难”

在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人民群众吃鱼难的问题，刘建康把研究方向从鱼类实验生物学转向鱼类养殖学和生态学研究，积极推动池塘养殖和大水面养殖技术的发展并多方呼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刘建康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传统的静态鱼类学研究逐渐延伸到生态方面和生理实验，在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和性别转化方面有重要发现，得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结论；二是开展了湖泊渔业增产示范试验，对我国传统池塘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同时，通过“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揭示了“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三是关于鱼类生态和淡水生态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长江鱼类生态调查研究和东湖生态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刘健康与助手在长江宜昌江段调查过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并成功地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通过给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催情，使其提前产卵。这为日后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打下了基础。

1957年，刘建康开始主持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分别在重庆木洞、湖北宜昌和上海崇明岛设立工作站。历时两年多的采集、观察和记录，他带领团队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其参与或率领开展的五里湖、梁子湖和长江上中下游鱼类的生态调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淡水生态研究最系统最完整的集体工作，所得资料是20世纪80年代论证葛州坝和拟建的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之后，刘建康在学术上的国际视野也日渐开阔，他将关注点更多放到淡水生态上，按他的话说，鱼的生态也是人的生态，只有好的淡水生态，才有好的人类生存环境。

从事科学研究七十余年来，刘建康始终把追求真理、报效国家作为人生目标。他为我国淡水生物的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揭示淡水生物与环境的科学规律，为淡水生物学的学科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是中国淡水生态学的开拓者，也是桃李满天下、载誉无数却谦和朴实的长者，刘先生一直践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的治学格言。

刘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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