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们

长江商报消息 经济下行压力下，专家乐观预测“5年后中国可能跻身于高收入国家”

编者按

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更需要理性的态度和乐观的声音。因为，信心比金子更为宝贵。

对市场基于事实的分析和预测，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言论，是所有经济学家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中国经济的走势，值得全世界期待，这是姚景源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们乐观的基础，也是更多全球经济学家们看好中国经济的深层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8月的金融论坛上高调指出：到2020年国内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不包括新三板)应该达到3800家，市值可达到100万亿元。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日前称外界对沪市暴跌的惊慌反应是“过分的、缺乏理性的”。

达者兼济天下！睿智、专业而有态度的经济学家，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稀缺的镇静剂和最可信赖的傲雪松。（策划：姚海鹰执行： 沈佑荣）

□本报记者 沈佑荣

“中国经济或在明年一季度出现反转。”

9月24日，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的知名学者姚景源，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这样乐观预测。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贯向好，当前来自市场的很多因素并不能改变这个基本面。

长江商报记者经过一周的采访发现，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形势，有一大批活跃的经济学家们，他们不做学舌的“鹦鹉”，而是深入中国多个城市基层调研，在各自研究的领域进行深入探索，根据客观情况，向市场发出了——“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5年后中国可能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等积极性呼声。这些言论和观点，在给唱衰论者有力一击的同时，也给中国市场注入了一股乐观的暖流，也让各界特别是资本市场更能理性看待中国经济。

中国的经济如何才能走出困境？长江商报记者采访的几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然要坚持“稳中求进”方针，通过大力推进改革、简政放权，释放经济发展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谈结构

经济结构比总量更重要

9月22日，即将年满85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给北京大学2015年新生作学术报告，再次阐释他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他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新常态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新常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告别过去的超高速增长。

在厉以宁看来，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过去，中国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经济结构，在成就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病。当然，短期内超高速增长是可行的，但长期高速增长带来了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等弊病。未来要适应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要避免高速增长带来的弊病。

他解释为何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时称，主要原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过去超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最明显的就是产能严重过剩。其次，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都需要一个过程。第三，国际经济大环境处于不景气状态，如美国和西欧，面临技术创新和难民等问题。

厉以宁呼吁，要重视经济下行压力，经济下行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税源减少，部分企业减产。这样一来，政府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难度加大。他认为，以往的高速增长，政府发挥了很大作用，资源配置很多时候靠政府来调节。现在，企业要自己找市场，自己推新产品，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长期研究宏观政策和改革的知名学者管清友发布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已经到了依靠利益分配引导资源配置的时代。政府调整利益，市场配置资源，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他认为，政府的施政思路需要从受管理的市场化向全面放松管制的市场化转变，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转变。

9月24日晚，管清友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亦重点提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这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谈现状

普惠式减税有助企业提高信心

再过4个月就年满86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时刻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常常向社会分享其研究成果。打开吴敬琏学术专栏发现，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如“中国改革从何处着手”、“中国经济如何确立‘新常态’”、“中国在世界经济变迁中面临的挑战”，都体现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

9月1日，他的专栏学术文章“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困局”引发广泛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三驾马车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理由是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因素出现了明显衰减，要维持增速，只能更加依靠投资，通过发行钞票等办法来筹集资金。这样做的后果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过快，增加了发生系统性危机风险。同样，面对增长率继续走低的形势，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难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的杠杆率过高，要重视防止杠杆过高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在他看来，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风险化解，即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债务、停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打破刚性兑付、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与此同时，要辅之以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在目前情况下，我更倾向于采用普惠式减税办法。”吴敬琏称，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企业科技攻关、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高，没有投资积极性。因此，政府要改善营商环境，重视提高民营企业家信心和积极性。在货币政策上，要将去杠杆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结合起来。

在一些地方，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成了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和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下行态势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一季度出现反转。——姚景源

谈转型

防止旧的增长动力衰减过快

9月24日下午，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学者姚景源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换挡就像是开车，5档高速如何换挡，一下子换到1档或倒挡就会出问题。经济换挡，要坚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总基调——稳中求进。”第一要把握好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工作的目的就是改善民生。第二要看物价，物价和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利益息息相关，今年以来，物价总体上低位平稳。第三要看经济结构的变化，总的而言就是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

姚景源说，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具有普惠性质，每一个人在改革中都是受益者，但是进入新常态以后，改革涉及到利益再调整，全面推行改革需要创造良好的空间和环境，而增速换挡就是一种环境需要的措施。

对于经济下行，姚景源认为，这并不是近年出来的，而是一个长时期的累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现在的主要矛盾是，由吃饭的数量问题转变为营养、健康、食品安全方面，由追求高增长转向质量和效益为重点。以前，一些矛盾被高速增长掩盖了，现在凸显出来。

如何把握经济换挡？姚景源称，要把握两个底线，一是不能让经济下行导致就业成大问题；二是不能由于经济下行导致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谈到目前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姚景源称，一个是增速回落，第二个是成本上升，PPI价格在下降，所以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不断地被挤压。

“现在中国经济一方面是传统的、旧的增长动力在衰减，另一方面，新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和技术进步）在提升。但是，要尽可能地防止旧的增长动力衰减得过快。”姚景源称，要防止就业出问题和守住系统风险，换挡动作切勿过大，否则就会出问题。

同吴敬琏的主张类似的是，姚景源也主张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他称，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绝大部分的新增就业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民营企业不仅为国家提供税收，还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更要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那么，企业如何在新常态下生存发展？他认为，第一产业可以关注农机概念，尤其是精细农机，前景可期；第二产业要由中低端制造走向中高端制造；第三产业可以抓住文化产业这个薄弱环节。在新常态下，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根本的一点就是创新，用创新来替代大量的要素投入。

谈改革

放松管制，让充溢的流动性进入实体

“中国的很多领域有发展潜能，关键要改革，打通障碍和瓶颈，将潜能激发出来。”管清友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改革相当重要。

管清友表示，目前，中国出现了资源配置荒。一方面，中国的市场需求很大，比如文化产业、教育健康医疗产业等，很多领域的吸引力很大，需要资金。另一方面，股市大幅震荡，房产销售虽有好转，但巨量库存之下并未带动全产业链产能再扩张。居民层面，难以找到好的债权类资产和股权资产，而银行理财收益偏低。如此一来，大量货币找不到配置方向。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他认为，仍然要靠深化改革来实现，放松管制，让充溢的流动性进入实体。如电影业审查较严，资本难以进入，他建议通过改革，放松审查，通过立法等途径进行监管。

吴敬琏认为，推进改革开放是应对当前形势和确立新常态的治本之策。

吴敬琏撰文指出，最近几年，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改革，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在改革推动下，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好成绩，使得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增速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好状态。这表明，应对当前困难，加快改革意义重大。

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职能改革、简政放权已经取得进展。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回潮和继续向纵深发展，通过制定企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的正面清单，形成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式制度，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还需要向更深层次推进。

吴敬琏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在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目前，在反腐高压态势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按照李克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规可循。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主张，中国的国内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必须考虑国外对中国的认知，全盘综合考虑。

针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李稻葵在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新领军者年会上阐释自己的观点时称，8月11日的汇率改革时机选得很准，夏天华尔街投行都放假了，不会引起过分炒作。再从道理上讲，人民币兑美元过去两年没有怎么贬值，汇改非常符合逻辑。

谈机遇

企业“低成本扩张”恰逢其时

对于中国的经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曾在多个场合发表观点，并为经济走出困境支招。

8月31日，樊纲在深圳科兴科学园演讲时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何时走出困境，要取决于三个问题何时解决，即产能过剩、坏账、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樊纲称，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过热，一次是2004-2007年，另一次是2009-2010年。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是这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经济过热之后，全世界所产生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会出现产能过剩、债务、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

樊纲认为，产能过剩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清理，以中国过往宏观调控的经验来看，中国的一个完整经济周期在15年左右，显著长于国外，单是低谷期就有7—8年。解决的方式主要是兼并重组。

坏账问题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上，但问题源于融资的方式不对，投资回报与债务期限不匹配。基建项目回报周期都非常长，长达几十年上百年，但由于过去的制度原因，借的是5-7年的金融债，自然有还款压力。这个问题通过债务置换基本可以平稳过渡。

至于融资难融资贵，目前按3%的贷款利率，加上5%左右的通缩，实际利率有8%，自然融资难融资贵。这其实是必然结果，并不是货币供给不足，货币供给量增长不低，结果银行储备率提高了，但对外贷款并没有增多，企业要便宜的钱，银行不贷，但是企业又没订单，不加点风险贴水，银行肯定不愿意借，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直接融资来解决。

对于解决过剩产能的兼并重组，一些企业家也在犹豫，经济可能持续低迷，企业是收缩保存实力过冬还是去兼并重组？

樊纲的观点是，可以参考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经济过热时，闷头做好自己的事情，经济低迷时，到处去兼并收购。“但可能它们现在也不会出手，等情况明朗时才出手，到时候企业被兼并的价格更低，这是所谓正确地利用周期进行‘低成本扩张’的方式。”樊纲说。

樊纲认为，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产权市场有很大发展空间。其原因在于，2013年，中国整个社会融资中，直接融资占比不到3%（包括IPO、兼并重组、天使、VC、PE等），摊到兼并重组头上就更少了。其次， 从个人、企业角度看，中国的企业习惯于自己关起门做，没钱就去找银行，但是经济不景气，银行不会借钱给你。因此，企业家的观念会改变，即这会儿用股权换资金，卖掉不相关的企业。再一个，PE的发展，在这一轮资本市场变革中起到很大作用，企业发展资金，很大一部分需要从直接融资来。但目前企业没意识到的问题是，困难时资金也要从股权融资来。

樊纲预计，随着企业制度、法律法规、产权保护的加强，产权市场的发展会高于经济增长。

谈前景

5年后或跻身高收入国家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9月PMI初值数据降至47，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位，当时为44.8。

知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数据反映出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经济体产能过剩的状况。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让出口翻一番或削减产能。他同时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紧俏，实际工资依然在增长，这是一个好迹象，表明经济有企稳迹象。

准备本月底到湖北调研的姚景源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现在从结构上看，确实是“有上有下”、“有进有退”。但是要看到，一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行业降下来了，而高新技术产业、中高端制造业以及一些民生产业、现代服务业有所上升。此前，他到广东东莞调研羊绒衫生产情况发现，大塘镇一个镇的羊绒衫产量占全世界的40%。调查发现，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遇阻，企业被迫生产改造，如今使用的都是电脑织机，效率提高了几十倍，并且由于装备水平、工艺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也随之大幅提高，批量成本反而大幅下降。

“人们总是抱怨结构调整难以为继，我认为，缺的就是下行压力。”姚景源称，在一些地方，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成了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和增长的动力。姚景源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反转在望，下行态势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一季度出现反转。

入围2014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的林毅夫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达出乐观观点。

9月12日，在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林毅夫发表观点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在202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成为继韩国、中国台湾后第三个由经历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低等或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给出了一组数据，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7575美元，与2013年的6767美元相比，增速为12%。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能保持这样的增速，甚至人均GDP每年的增速不超过2%。

管清友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大调整阶段，于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经济及改革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因为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已上升至17%，贡献了全球增长的30%。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转折中机会不少，比如高端制造及逆周期大消费行业等。

“经济下行增强了改革的紧迫感，这为经济走出困境营造了好的环境。”管清友说，各项改革正在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如金融领域利率、汇率改革、存款保险制度、民营金融等，都将利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效率提高。

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在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目前，在反腐高压态势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按照李克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规可循。

——吴敬琏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项高级奖项。

姚景源

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吴敬琏

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五次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金融投资顾问，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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