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家书就是一段历史

长江商报消息 “我们的抗战”：先辈书写的抗战记忆

□本报记者 张萌

8月5日，武汉凤艺术馆展出了70余件临写“抗战家书”的书法作品。策展人、民革武汉市书画艺术研究院秘书长乐伟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我自己也做收藏，知道收集家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了纪念抗战，想来想去，还是家书最适合。家书的艺术形式很特别，集美学、历史、礼仪于一身。”

凤艺术馆馆长李旭虹把记者拉进展厅，直奔一幅作品面前：“家书抵万金，这是我临摹的我家的抗战家书。”如今这封家书保存在李旭虹的丈夫余威手里，他外公黄天贶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一期。余威告诉记者：“家书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传家宝收藏，外公作为交通兵，曾参加滇缅作战。听家人讲，他还修过著名的‘二十四道拐’。”

抗战家书无疑对于抗战的纪念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抗战家书》的策划编辑黄海飞所说，它是另一种抗战书写，是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生活与心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往往因为有家书，才能在历史的变迁中守住故事，把家族的记忆连同民族的记忆往下代代传承。

如今，我们选取几封小人物的抗战家书，通过他们的温情，纪念那个时代的悲壮。

父亲的绝笔

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

黄海飞见过很多抗战家书，在大量阅读、甄选家书的过程中，他得出一个真切的感受，“就是扑面而来的历史现场感。”

在黄海飞和张丁的推荐下，记者找到了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这位父亲叫于登云，是一位绅士。九一八事变，辽宁沦陷后，日军猛攻吉林。于登云见此情形不妙，连忙联络周边的农、工、商、学各界人士，筹集军费，购买物资，提供情报。

1932年3月，于登云成了日军俘虏。在狱中的于登云却预感到自己必定要死于日军之手，命运无法逃避。他想起自己还没长大的子女，便把一生中要对孩子讲的话，全写在了一张纸上。不到200字的家书，一字一字地落笔，写得从容不迫，极尽深情。

成儿知悉：

你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

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如你母有生气时，你要跄之请罪，以何时欢喜为止。兄友弟恭，妹妹之领导，你的责任太大。将来各地处你要均前往看看，以长经验。择友慎行，要比为父有不好之日，你不要口出怨言，以免招祸生此地。善法也。勿得犯口为要。

至嘱 父

于渤本来生性活泼，爱淘气闯祸，接到父亲的信后，一夜之间就如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遵照了父亲的教导。

“这封家书，后来不知道被反复摩挲，翻看了多少遍，原本的信纸早就破烂。铅笔写下的字迹磨灭不清。我们看到这封信时，惊讶不已。于渤后来用浆糊装裱起来，再用钢笔把父亲的字又描摹下来。”张丁告诉记者。

女儿的原谅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

“姚稚鲁的家书值得仔细品读，他一路漂泊，从上海到武汉，几乎与抗战走了同一条路线。”张丁说。姚稚鲁存世的家书大概有10多封，这批家书纸张大小不一，质地不同。这位年轻的丈夫，是一位普通的教员，他一边逃难一边给妻女寄来慰问的书信。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算，也忧急不了许多。”离开妻女在外谋生两个月后，姚稚鲁实在忍受不了寄人篱下、尊严扫地的生活，他在信中如此向妻子说道。

原以为逃离上海，赶赴武汉，可以找寻一个安定的谋生之处，他独自怀揣100元钱，“抛下”了妻子和两个女儿。

后来他十分后悔，懊恼自己当初优柔的决定。在另外一封信的开头，姚稚鲁提笔就写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一生就吃当断不断的亏，在预备到汉口之先，不是一百块钱么？不是想要你一同走么？但是怕这样怕那样，终是疑而不决，末了到底我一个人走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要逃脱命运，可是终究没能逃脱。

在一封写给女儿姚慰瑾的信中，可以读出作为父亲的姚稚鲁在时局动荡下的真实感受和无助心酸。“那么我仓皇奔走，究竟是为了谁呢？究竟为些甚么呢？在我的意思，宁可带了你们喝粥汤，不愿舍却你们吃鱼肉，您母亲在持家的条件上，的确是贤妇，但是因为观念的错误和我相拗，两人不同心的结果，终于造成了破家的下场……”姚稚鲁后来在战乱中去世，身边没有他的牵挂的家人。

“2005年时，我们在整理抗战家书，采访到了70多岁的姚慰瑾，她跟我们讲，‘当时还不到5岁，妹妹更小什么都不懂。但我不会埋怨父亲，他当时选择一个人走，肯定有他的道理。’”张丁说。

祖父的叮咛

每一念，心肠俱裂

抗战时期，老家在宜昌的王南陔随交通部到达四川工作，他的侄孙王华林此时正在成都。1940年到1941年间，硝烟弥漫，祖孙两人只能通过家书彼此沟通。

张丁介绍说：“这些封家书后来由一位北京收藏家收藏，但是只有信纸，没有信封，缺少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相关背景。”后来，通过信中提及的单位，从《四川省电信管理局无线电第二台现有职员名册》中才比对核实出家信中两人的具体信息。

王南陔在落款为“4月7日”的信中介绍了自己的工资标准和当时重庆的物价，米、柴、肉、盐一一具备。信中写道：“愚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米一大斗值五十二三元，柴每斤七八分，猪肉一斤二元八角……”

另外一封“7月2日”的信中还提及了当时政府交通部门改制的问题。称对他的工作有影响，“在未确定改隶之前，员工不得自行离职”，写道这里他马上又安慰自己的孙子道，“吾孙系专门技术人才，更无虑也。”言语间，对其孙子的工作岗位显出一些自豪。

当时四周战火不断，天府之国还算风调雨顺，“此间亦得足雨，农田可望秋收。” 在信的后半部，王南陔的情感便转入到对家人国事的担忧中。蜀中的天气一天比一天酷热起来，王南陔担心起了在成都的孙子，转念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日寇扰害，家人飘零，老母年近八十，孑身故土……每一念，心肠俱裂。”

在回复祖父的信中，王华林说道：“大人来示字体一笔不苟，令孙欣佩，但字里行间对孙太过于谦虚，使孙不安，至亲骨肉，祈勿庸客套。”他的祖父王南陔学养深厚，乱世中通过家书沟通感情外，还不忘以家书为范本指导后代。如果遇到错别字和文句不通的地方，则在信笺的空白处，端端正正地写下批语，于情于理，诚恳动人。

“从这些家书中就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整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传统、家庭的教养都没有中断。反而成为凝聚家人，坚定信念的精神力量。这种来自血缘和传承中的力量，才是我们抗战不败的最大支柱。”张丁说道。

我独个寂寞地在公路旁徘徊着

儿子的忧愁

“请不要回信，因为我要到重庆去了，我和毓焜分别了。我会给他去信，并暑假寒假可以请假回院。”这是保育生杨毓镕写给父母的信。

杨毓容的父母在湖北枣阳，他所在的收容所在四川马鞍山。

在抗战中为了保护难童，保存民族元气，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凡难童均可送保育院”。全国各地成立了20多个分会，收养了3万多儿童。

张丁说：“当时的邮寄条件很差，邮路在国统区才是通的，在其他地区还得通过邮件审查，很多邮件寄不到收件人手里，大多数是找人转交。如果是让邮局寄，会在信封上写上“探交”字样，意思就是寄信人也不确定地址，需要邮递员尝试去打探打探。”

这封家书完全是一个孩子童真的视角，战乱中想念父母，又眷念家乡的一切。

父母亲大人：

儿寒假已放四个多星期了。

农历廿九的下午，我独个寂寞地在川湘公路旁徘徊着。想着家里现在一定在做馍了，写对子。不知名的鸟声，从马鞍山腰的密林里清脆地荡漾下来，公路上愈见得寂静幽冷。

爱国绅士于登云遗照

于登云给长子于渤的遗书

姚稚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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