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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激荡青春,让我们看到生命在历史中的归宿

2015-06-15 02:23:27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从武汉走出去的黄埔女兵

□本报记者 张萌

1924年6月16日,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黄埔军校”在广州创立。

该校于1926在武汉建立分校,并创建了当时中国第一、世界最早受到正规军事学校教育训练的女兵队伍。中国女性军人借着20世纪的曙光,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大浪潮下,走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舞台。时代潮流涤荡,中国女性从旧时代的泥潭中挣扎出来,她们挣脱来自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的重重阻隔,从家乡来到武汉,一起生活学习,立志从军改造社会,拯救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受到良好军事训练的中国女兵挎上枪,走向了抗日前线。奔赴战场的女兵,赶在时代潮流的浪头,融入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中去,此后,身着戎装的她们命运各异,她们的归宿又将如何?

4月27日,本报特别策划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武汉抗战”。本月,长江商报将继续推出抗战纪念系列报道。上期我们特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武汉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袁继成教授从多个角度一同探讨了“武汉抗战”。武汉是叱咤风云的黄埔女兵的缘起之地,而袁继成教授又多年研究黄埔女兵,收集了许多几乎散逸殆尽的历史档案,算得上是“黄埔女兵”的研究权威。本期长江商报重返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中,重新发现军人行伍中的女性形象,讲述她们的戎马生涯与儿女情怀。

武汉黄埔军校开办:

成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大本营

满清帝制被推翻后,积贫积弱的中国百废待兴,有识之士为中国的前途奔走呐喊,民众期待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时势造英雄,在混乱动荡时期急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军人为国战斗,外御强辱,内戡战乱。黄埔军校便在这样的时势中应运而生,在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领导下,黄埔军校成立于国共合作的历史大契机中,校址也就落在了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蒋介石、周恩来、邓演达、廖仲恺、聂荣臻、恽代英等国共两党要员成为黄埔军校的主要操办者,在两党共同努力下,军校英才济济,被视为革命军事人才的摇篮,培养出了日后众多抗战主力将官和军事人才。

随着国民革命中心的转移,北伐大军出师北上,攻下长沙、武汉后,黄埔军校也随之在武汉开办分校,成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的大本营。”1926年,武汉已是全国政局关注的焦点,文化经济的枢纽,中国局势未来走向的风向标。1926年11月下旬,各省主要报纸上都刊登了一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招生广告》,其中有“设立女子特别班”一项,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老旧守成之人更是对此捶胸跺脚。传统纲常礼教中,妇女从来就应坐守闺阁之中,一生目标在于婚姻繁衍,持家相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何况是“妇道人家”。如果妇女走出家门和男人一同行伍冲锋,摸爬滚打,会被世人所不齿。

“妇女解放的呼声,最早开始于广州。当时为了纪念‘三八妇女节’,就有一篇名为《军人与妇女》的文章发表。妇女们在革命形式的鼓舞下,也要拿起武器,创造一片新天地。”袁继成说。此篇文章高呼,“吾亲爱之姊妹诸姑,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1925年,全国妇女在沉寂中如闻惊雷,聚集于广州,请命参军。当时法政大学女大学生金慧淑甚至跑到黄埔岛,想亲自向蒋介石面诉,蒋介石避而不见。一时间,“女子从军”、“男女同军校”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也有恶语相向,“伤风化、乱军营、破大防、拖油瓶”等流言四起。

军校招收女生:

破天荒创造一片新天地

世界趋势和革命局势,浩浩汤汤,不可逆转。1926年10月10日,武汉三镇收复,国民革命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完成了北伐第一目标。北伐军所到之处,都随地建有国民党地方党部、共产党基层组织,并组织妇女协会。在此过程中妇女协助有功,丝毫不逊色于男性,还在宣传、后勤、医疗等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工作优势。

袁继成解释说:“邓演达此时在武汉,被称为‘一人三主任’,军政大权聚于一身,他决定开办一个政治训练班,学员男女兼收,具体事情由包惠僧负责。”同年11月2日,经蒋介石授令,黄埔军校政治科移设武昌,邓演达负责筹备。邓演达命只有20岁的共产党员彭漪兰,负责筹办招收女生队。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北洋军阀控制中,招生困难。招生委员会决定采取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招生。湖北、江西、四川、上海以及奉天公开招考,初试录取后,来汉复试。河南、安徽、山东、山西等未收复地区和韩国青年会,则由当地党部或个人秘密介绍来汉报考。

据袁继成研究,来报考武汉黄埔军校的女生来自社会各阶层,动机和生活背景各异:有的曾在国共两党基层工作过,有思想觉悟;有的赤心爱国,极有理想情怀,欲求改造世界;有的为摆脱旧式家庭生活,逃离包办婚姻;有的寻求学业,期望经济独立,谋求生存出路……

如湖南平江的胡筠,出生富有乡绅之家,入校前曾在叶挺独立团做宣传工作;四川成都胡兰畦独自投考军校,被军阀杨森赞赏,登上《良友》封面,与陈毅相恋;湖南岳阳陶恒馥,出身前清名门,十八岁出嫁,受妇女解放思潮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妇女学生运动,被黄埔军校录取后,毅然与丈夫离婚;四川巴县游曦,贫苦出生,幼年不得温饱,读书后参加“五卅”运动,后在重庆组织工人运动,被录取后,不顾家人劝阻来汉参军。

从袁继成向记者讲诉的故事中,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形可见一斑:湖南攸县黄子固,为富商千金,读中学时就到战场慰问伤兵。一次,她看到一伤口溃烂生蛆的伤兵,就同情地对他说安慰的话,并赠送慰问食物。可那个伤兵早已对社会怨气在胸,认为她是惺惺作假,捧起他发臭的罐子说,“你也吃一口便饭吧。”这时,黄子固稍稍迟疑,说她已经吃过。伤兵大叫:“哎呀!我错了。我们的臭饭你们小姐们怎么能吃呢?”黄子固听后,一把夺过饭罐,“你这样说,我倒非吃不可。我不是小姐,我是你们的同志,我当与你吃同样的东西。”

时代赋予了这些女性特有的秉性,她们走出闺阁,以女性特有的勇气和决心,披荆斩棘,走向一条她们日夜思念的新道路。但这条路的前程谁也无法预料,她们似乎没有时间担心考虑,少女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让她们直往前冲。

革命逆流:

如冰水浇头,八个月后女兵队解散

这些女兵来武汉八个月后,“七·一五事变”爆发,黄埔军校被匆匆解散。国共两党纷争,恽代英、陈毅忙于战事来不及整理学校资料,何健、李品仙带兵闯入军校,学校内许多文件被付之一炬,档案资料丧失殆尽。据《湖北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的学生,“好像无父母的儿女失去保障,沦落在逆流里,变成反动派的眼中钉。”

1927年7月5日,武汉。汪精卫在他“东征讨蒋”大会上发表演说,会中却把矛头指向国内两党纷争。女生队的女生此时就有人低声咒骂和啜泣。资料记载,当时与会的朱其华回忆,“‘完啦’——似乎每个人都这样想,会场上充满了无出路的悲愤。”这一突然变故,弄得女兵们莫名其妙,如冰水浇头,四顾茫然。她们曾经斗志昂扬,志满意得,以为天下大任都在她们肩上,可以为国家民族做出更多贡献。如今,许多女兵在严峻的形势下,开始为革命的前途担忧,也为自己何去何从担心。

在此情况下,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提前毕业。女兵谢冰莹回忆,“每人发10块钱的遣散费,被命令赶快做新衣服,因为军装不能再穿了……明天!唉,想不到我们所期待着实现的明天,竟是埋葬我们的地狱!回到封建的家庭去,有谁愿意呢?”她们挣扎出来,一年前她们弃之如敝履的旧家庭,如今也不再是容纳她们的安乐窝。因此,落魄的她们整个晚上都在操场上大叫、唱歌、演说,闹到了天明。

革命的时代,个人被裹挟向前一刻也不停息。有七八十名没有返乡,留下的女兵,多数被分入到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四军军医院、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还有的被派遣到各地或到家乡继续参加革命斗争。此后,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女兵前行的足迹没有被历史的小插曲打断,反而在日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功勋卓著。

她们身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人们都有不同认识和看法。袁继成说:“我们应该透过那些支离破碎、扑朔迷离的星花旧影,去探寻她们的斗争和归宿。”历史连接着未来,通过她们的斗争,也许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看到生命在历史中的归宿。

两湖书院旧址曾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址。

“我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

长江商报消息 巾帼英雄们的沉浮人生

世界级文豪歌德从20岁开始,用了近60年时间才完成了巨著《浮士德》。被那个时代称为最伟大头脑的歌德,在他作品结尾写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为女性对人类前进的贡献,做出了最好评价。伟大的时代,必少不了伟大的女性。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担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任,同时,中国女性在战前战后顶起了半边天。中华民族不光有铁血男儿,历来还出巾帼英雄。在武汉黄埔军校诞生了世界第一个受到正规军事学校训练的女兵队,她们既能戎装扛枪沙场鏖战,也能战地持笔鞭挞敌寇。

虽然女兵队在国民革命的风潮中于1927年7月被解散,但她们真正的战斗生涯才刚刚开始。长江商报本期聚焦四位杰出的女兵,讲诉她们褪却红妆的戎马生涯与归宿。

□本报记者 张萌

茅盾小说《虹》以其为原型创作

解放战争胜利后,北京工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的食堂由胡兰畦负责管理,与她相识的人都认为有些屈才。还没有来得及让人叹息,“反右”开始了,她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村改造;接着是“文革”十年,她与杨森等国民党要员的关系,让她苦不堪言。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病逝,享年93岁。

记者在翻阅胡兰畦的著作时,发现了一句她写给自己的话:“我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袁继成对她评价说:“作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中思想最活跃,经历最丰富女兵,同时也是毁誉交加、沉浮不定、受尽坎坷和磨难最多的巾帼英雄。”

1901年,胡兰畦出身在四川省成都北门内酱园公馆街,祖上为明朝开国功臣胡大海,父亲胡卿云为袍哥舵爷。这样的家族传统,让胡兰畦从小与别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19岁从学校毕业后,经父母安排,她嫁给了经商的表哥。两人志趣相差太远,她常常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遗憾,便与丈夫离婚。四川军阀杨森,曾在川南励精图治,见到胡兰畦后,被她的才貌所惊艳,视她为“红颜知己”。杨森的四姨太田衡秋,与胡兰畦为同学。杨森借此关系,力劝胡兰畦做其姨太太,但被她婉拒。茅盾听闻此事后大惊,认为是时代女性的骄傲,便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小说《虹》。胡兰畦进入川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与时任重庆《新蜀报》主笔陈毅相识,两人成为挚友。1926年秋,她说服新婚丈夫四川军官陈梦云后,投奔武汉黄埔军校而来。

武汉黄埔军校解散后,胡兰畦在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从事反蒋活动。1929年2月,因蒋介石的驱逐,她借机从江西前往欧洲考察救济事业。1930年,经廖承志和成仿吾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在德国,胡兰畦经何香凝介绍与宋庆龄相识。1931年7月,她护送宋庆龄回国参加宋母葬礼,后来再度返回德国学习。在这一时期,德国法西斯极端猖狂横行,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在德国的华侨为了支援国内的抗日运动成立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

1932年12月,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办的反法西斯大会上,痛斥日本的侵华暴行。会后,德国警察逮捕了她,并被宣布“驱逐出境”。有德国议员的担保,才使得她能够继续留在德国。两个多月后,希特勒上台。胡兰畦因印发反法西斯传单而再次被捕,关入德国女牢。通过国内宋庆龄、鲁迅等人的抗议,三个月后,她被从女牢中救出。此时,胡兰畦已成为国际知名人物。

痛斥日、德法西斯,两度被关进德国女牢

后来,她从德国辗转到法国巴黎,在一所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内半工半读,在此期间写下日后轰动全球的《在德国女牢》。文章一登出,就被争相转译为英、德、西、俄四种文字,她的名字在欧洲随着文章被广泛传诵。国内到巴黎的名流,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慕名到她的寓所拜访这位敢于和希特勒较量的女人。袁继成解释说:“那时共产国际正在研判德国的动向,这部作品又正好处在阅读的热点上,恰好帮助了世界各国对法西斯残暴的深入认识。”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胡兰畦成为被唯一邀请的“著名中国作家”,会上她当选为苏联第一任作协主席。高尔基成为胡兰畦的挚友,多次请其到家中探讨写作心得。1936年,高尔基去世,胡兰畦为葬礼执绋人。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上前线慰问演出。她随部队转移,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行程2万多里。1939年夏,蒋介石任命胡兰畦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派往第三、第六、第九战区工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将军。

《在德国女牢》一文,轰动全球

故地遇老友,姻缘难再续

离别武汉10多年后,1938年,胡兰畦在武汉见到了当日的旧友陈毅。此时,情投意合的两人都是单身,便有永结同好的打算。但是,组织上认为他俩暂不结婚,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因为这样,双方才都可在国共两党内效力。无奈之下,陈毅与胡兰畦定下“三年之约”,假如三年内他们不能结合,那就个人自由,互不干涉。世事难料,他们的婚约无果而终。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身在战场,而后方国民党报纸常常用大标题报道“陈毅毙命”的消息。1947年6月,有报纸详细报道了陈毅阵亡和追悼会的消息。胡兰畦信以为真,哀恸不已。事后,决心赡养陈毅父母,便将她在成都东门外的果园、田地和房屋全部送给二老作为赡养之资。胡兰畦老年时,还经常念起陈毅写的一首白话诗:“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跑。”

1949年初,胡兰畦只身穿越火线,完成策动河南省主席张轸起义的任务。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胡兰畦满怀希望,欲求见陈毅,陈毅已经儿女成行。胡兰畦无可奈何,只能默默离去。

以女兵视角写战争生活,

《从军日记》推荐法国出版

湖南新化女兵谢鸣岗(谢冰莹),为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她出生书香门第,幼时受私塾教育,聪颖过人。她以撞墙和绝食向父母要求到女校上学。21岁时,为了逃避父母逼婚,实现当兵的梦想,她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但谢冰莹还没有踏进军校的大门,就因组织学生要求学校扩招生源,而被学校除名。后改名为谢冰莹,并改换籍贯,参加北方地区的入学考试,才被军校录取。

国民革命时期,讨伐杨、夏军阀,挂枪上前线,担负医疗护理任务。她把这种“间接杀敌的工作”理解为,“救一同志,即杀一敌。”在随军过程中,每日用笔记下“随意记”,为了保存不至于散逸,每完成一稿,就寄给好友《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孙伏园收到稿件后,爱不释手,认为是“朴实无华,未经雕琢的作品”。第一次以一个女兵的视角,展示了青年女性救国救民的思想感情和真实感人的战争生活。后来,孙伏园请来林语堂翻译,以《从军日记》为题,以英文的形式连载于《中央日报》。国外媒体也视为珍品,纷纷转载,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读后,亲笔写来致谢信,并推荐《从军日记》在法国出版。

日军一天不被打败

就一天不下战场

1935年,谢冰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西洋文学。1936年4月12日,溥仪到访日本朝拜天皇。她拒绝日本政府安排的欢迎会,被日本政府逮捕,抓进牢房,受到了日本人的残酷折磨,落下终身不愈的头疼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她不顾母亲病故、父亲病重,抱病赶往长沙,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在战地她一边上前线做医疗救助,一边组织民众抗日,还依然坚持创作战地文章。她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采访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并发誓,“日本鬼子一天不消灭,我就一天不停止战地工作。”国民政府因其英勇的表现,授予谢冰莹少将军衔。1942年,谢冰莹写出《在日本狱中》,与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成为大后方抗日畅销书。

(本版专题下转A30)

胡兰畦

1901年-1994年,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女兵,中共党员,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将军。

她是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陈毅、高尔基等国内外杰出人士的挚友。1933年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希特勒秘密警察逮捕入狱,后在巴黎将狱中经历写成《在德国女牢中》,轰动全球。

谢冰莹

1906年-2000年,湖南省新化县人。1926年投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在战地写成《从军日记》,被翻译成英文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据不完全统计,谢冰莹一生出版的著作达80余种,2000多万字,相继被译成英、日等10多种语言。2000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胡兰畦(正中间站立者)摄于1937年10月5日服务团出征日。

女英雄突现战场,无人知道其身世

长江商报消息 上世纪50年代,有一部电影风靡全国甚至海外,这部电影的女主演还获得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这部电影叫《赵一曼》,根据真实人物故事改编。今年80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袁继成,至今回忆起这段荧屏记忆还兴奋不已。

“赵一曼骑着白马,腰挎双枪,在雪原密林里穿梭。日本人也纳闷,怎么在白山黑水之间,就突然蹦出一个能征善战,还文韬武略都行的‘女流之辈’呢?看完电影后,当时的国人,也是一边赞叹一边好奇,赵一曼到底是谁?全国上下都在找,但没人知道。”袁继成手捧茶杯,从他家的沙发上站起来对记者说。

后来研究黄埔女兵,袁继成得知赵一曼原名李淑宁,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兵。但女兵队解散后,她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在找她,她的父母兄弟也在找她,连与她并肩作战的战友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哪里人,从何而来。1953年5月,周恩来让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联合有关部门查找,也只能找到李淑宁曾经更名为李一超。后偶然发现一张照片,经东北抗联确认,赵一曼便是四川宜宾的李一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兵李淑宁。

1931年夏天,赵一曼抱着儿子宁儿从上海到武汉,在照相馆照了一张母子生前的唯一合影。她把这张合影寄给了远在莫斯科的丈夫陈达邦,把孩子寄养在丈夫的堂兄家后,改名换姓,去往东北抗日。赵一曼家是川南富绅,但她从小就加入了“妇女解放同盟会”。来到武汉军校后,赵一曼成为校内妇女解放运动的骨干。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因肺病复发,遂回到湖北宜昌做地下工作。此时,正值寒冬,春节将近,快要临盆的赵一曼挺着大肚子被房东赶了出来。因房东不知道赵一曼的底细,不想留陌生女人在自己房子中生孩子。情势所逼,赵一曼只好只身寻找收留之所,可是四处碰壁,最后晕倒在雪地中,第二天才被一个工人救起,领到自己家中。赵一曼生下孩子不久,特务就找上门来,她不得不连夜抱着刚出生几天的孩子,逃往上海。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领部队在哈尔滨以东地区抗日。赵一曼部队转战于绥滨铁路以北的侯林乡、宋家店、黑龙宫一带,多次冒险运送武器,袭击伪军哨所,给日伪不断打击。她总是身先士卒,骑马在前,被战士们称为“我们的女政委”,并误以为她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妹妹。袁继成说:“把日本人搞糊涂了,他们不明白怎么出了一个精通兵法、熟谙枪法的奇女子。他们哪里知道,赵一曼是从正规军校里出来的。”日军借优势兵力,屡次想围剿赵一曼而不得。1935年11月,赵一曼在带领十几个战士掩护主力从日军的重兵包围中突破时,身负重伤,腿骨折断,露出了骨头,晕倒后被日军俘虏。

狱中遭拷打,几近逃脱又落魔窟

赵一曼在狱中咬紧牙关,被敌人严刑拷打后,只透漏出只言片语。日军见状把她送进医院。在医院中稍作缓息,赵一曼说动了看守她的警察董晓勋和护士韩尚义,乘马车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出逃。身负重伤的赵一曼在马车上颠簸三天后,眼看还有几公里就要到抗日游击队区了,此时,日军赶上了她的马车,她再一次落入无尽的折磨中。

日本战犯、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曾经主持严刑拷打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曾回忆:赵一曼当时腿部受伤,被“七九”步枪子弹打中,伤口很大。赵一曼穿着一件黑棉衣,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淌满了,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大野泰治拿鞭子抽打赵一曼的伤口,用木棒抽打赵一曼的胳膊,砸赵一曼的腿,用手拧、抠她的伤口,赵一曼疼得昏死过去几次。

对日军来说,赵一曼已经没有多大价值。1936年8月2日,她被押送珠河处死“示众”。在去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向押送她的警察要来纸笔,给远方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呵!……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母亲是为国牺牲的。”直到1942年,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回国,还依然不知道她已经牺牲,并带着宁儿四处打听她的下落。

赵一曼丈夫陈达邦,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曾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1966年在文革中陈达邦被迫害致死,宁儿气愤填膺,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结果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大野泰治日后刑满释放返回日本,在他临死前还记得赵一曼写给他的一首诗:“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抱子参军,轰动全国

2009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一套“巾帼英雄”纪念邮册,黄埔女兵、“汾河女侠”王亦侠就在其中。曾经和王亦侠一起工作的女工回忆起她时,都认为她是老好人,是“我们的王大姐”。后来在“文革”中,红卫兵要发动群众批斗王亦侠,却没有人响应,大家都说:“这么好的一位老大姐,有谁忍心去伤害她呢?”谁也不曾想到这位“王大姐”,还有立马横刀的一面,她抱着孩子从军、独立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成为王亦侠女兵生涯中最闪亮的事迹。1949年后,王亦侠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后主管农村工部工作,于1993年8月30日逝世。其后人遵照老人生前的遗愿,将她的骨灰撒在了故乡的汾河之中。

时间退回到1926年,武汉三镇刚克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准备开始招收女兵,王亦侠听闻消息后,抱着孩子赶到了武汉。王亦侠家庭富裕,本不愁吃穿,但她欲求改造新世界的志愿强烈,急切盼望到军校学习新知识,因而她抱着孩子只身奔向武汉。一个妇女,单身抱着孩子报考军校的消息,迅速轰动了全国。

许多人听到这个惊爆的消息后,都戏骂她为“疯婆娘”。考上军校后,孩子怎么安排,确实成了一个大难题。此时,有人建议王亦侠把孩子送到武昌花园山天主堂的育婴堂收养。她抱着孩子到天主堂后,神父告诉她,“孩子可以收下,但以后孩子就不属于你,而属于上帝了。” 王亦侠震惊,心想:“哪有这样的事,母亲参加革命,却把孩子送给了上帝”,扭头就走。后来她四处找人,才把孩子寄养在一个洋车夫家。

回家乡建立基层抗日武装

抗战爆发后,王亦侠回到山西太原,任中共陕西省工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动员群众支持阎锡山抗日。1937年底,太原失守,她随山西省委撤到临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习生涯,让王亦侠掌握了许多军事知识和战略技能。她立志要在家乡建立起了一支基层抗日武装,而当时的区委连她在内只有三名党员。回到家乡土门镇后,王亦侠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下文简称“牺牲盟”)的名义号召各村建立抗日自卫队。穷困的农户家出人参加军训,有钱的地主乡绅则出钱出粮,分摊粮食的第一个乡绅就是王亦侠自己家。

抗日自卫队的集训期限为三个月,训练完毕农民就可各自回家,再轮换新人受训。正好第三个月的时候,日军杀到了王亦侠家乡。这支队伍是按照之前约定回家,还是留下抗日?此时成了一个棘手的大问题。为了取信于民,王亦侠决定队员去留自愿,并向群众叮嘱道:“如果鬼子打来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绝不能当汉奸。如果愿意,欢迎再回到自卫队。”可一经宣布,200人的队伍只剩下了10人。以这10人为基础,王亦侠建立了河西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

抗日队伍组建成功后却没有武器,王亦侠便以“牺牲盟”特派员的身份要求当地区政府支援枪支。区长不敢擅作主张,王亦侠便让他向阎锡山请示,而自己立刻跑到“牺牲盟”总部,联系上在阎锡山部工作的同志。这位同志与王亦侠配合唱了一出双簧,便以阎锡山的名义给区长打了交枪的电话,王亦侠部队终于有了武器。

日军进入山西后烧杀抢掠,百姓遭受蹂躏,苦不堪言。这些血的教训让此前离队的队员,又重新回到游击队,很快10人队伍又扩充为200多人。王亦侠平时发动群众,筹措军粮,以备不测,敌人攻来则就地隐藏起来。本身是农民、满身乡土气的游击队,回到百姓中去,让日军根本认不出来。等到时机一成熟,游击队就给日军一个猛然袭击。日袭夜扰,日军难以安心,游击队因而在晋南一带威震敌胆。

赵一曼

1905年-1936年,四川省宜宾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还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被捕,于1936年8月牺牲。

王亦侠

1903年-1993年,山西省临汾县人,1926年秋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随丈夫张稼夫在上海、北平、山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中共山西省委指示,王亦侠到临汾县开辟工作,组织、领导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并组建了临汾县游击支队第三中队。1949年2月,王亦侠被选为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农村工作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曾任农工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副书记。

王亦侠(左三)、张稼夫(左五)与习仲勋(左四)、张治中(右三)、张治中夫人(右一)、贾拓夫(左二)、杨明轩(左一)等人在临潼秦始皇陵(195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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