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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从表达礼敬到自示卑贱

2015-05-11 03:18:54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这几年,传统文化大有复兴的势头,这股热潮之下,自然是鱼龙相混、泥沙俱下,比如有的学校、书院在开学仪式上恢复传统的跪拜礼,由此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说下跪是奴性的象征,也有人说跪拜是尊师重教的体现。我的意见呢,既不像激烈的反对者那样认为跪礼是奴性发作,也不主张恢复跪拜礼。对传统的跪拜礼,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做一番“意义还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跪礼的涵义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的嬗变——因为椅子的普及。唐宋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的,只有一种叫做“胡床”的坐具,是贵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屈膝跪坐于上面,跟今日日本、韩国人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坐法差不多。我们现在熟悉的高型坐具,如交椅、靠背椅、高凳等,都是在宋代才开始普及开来的。唐代时虽然已出现椅子,但应用不广,只限于贵族与士大夫家庭。

高型坐具的出现,改写了中国传统的礼仪方式。在席地而坐的先秦时代,中国人通行跪拜礼,跪拜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正规的坐姿就是双膝跪席,跪礼不过是挺直上身,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对方也须还礼答谢。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跪拜只是相互表达礼敬与尊重。

秦汉以降,君臣之间方有尊卑之别,体现在礼仪上,臣拜君,君不再回拜,但尚要起身答谢。到椅子出现之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改变,跪拜的动作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尊卑色彩——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人基本上不用跪礼,迎别待客一般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宋朝臣对君,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场合与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礼才推行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元朝臣下进奏,一律下跪。明朝继承这一陋习,“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同僚相见,则“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白”。清廷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清代笔记《瞑庵杂识》载,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少说话”成了清朝官场的六字秘诀。

至此,跪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清末的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从宋至清,跪礼的变迁,不过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而已。如果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还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长争长短,也不给官长好面色看,急了就写检举信,或者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控告。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蚁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在跪拜已含有强烈的尊卑涵义之后,人们从下跪的动作自然而然地就会联系到“屈辱”、“卑贱”。这时候再来提倡恢复跪礼,肯定是不适时宜的。古人说,“礼者,时为大”。礼仪的应用,还是以顺应时宜为第一要义。基于此,我不支持对跪拜礼的恢复。

□吴钩

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主要关注宋、明、清社会自治史与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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