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 > 每五个士兵中就有一个“草鞋兵”

每五个士兵中就有一个“草鞋兵”

2015-04-12 23:26:07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1937 -1945年,实征1405万兵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凄哀颤抖的声音出现在广播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此前一小时,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全国各地闻讯后狂欢游行数日不绝,敲锣打鼓举国欢呼。

重庆“精神堡垒”广场上、成都“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军民喜极而泣,人们见面握手相拥高呼,载歌载舞以表达内心的喜悦。两个月后,《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两年后在重庆“精神堡垒”广场上建起了“抗战胜利纪念碑”。

一组有力的数据,支撑着川人的骄傲。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介绍: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作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根据地,四川为整个抗日正面战场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粮食物资。

长期打内战而被戏称为“草鞋军”、“双枪军”的川军出川后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南京保卫战等28个大型战役。也因此,川军共付出了64万多人的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盟主刘湘出川不久后,病逝武汉,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艰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当中,“无湘不成军”的湘人和一度被戏称为“草鞋军”的川军,倍受关注。

2月2日,长江商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抗战胜利70周年特别策划”曾以8个版的专题,重点报道了“铁血湖南”的湘军现象。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走近川军,了解真实的川军抗战史。

□本报记者 张萌 发自成都

战前窝里斗

四川境内,山水相交,物产丰富,古来就是天府之国,成都则是四川的典范,最让人称道的是成都人对于生活精细的态度。这一点可能与日本投缘,成都如今成为日企最喜爱的城市,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有38家世界五百强日企进驻成都,并在市区建立“中日友好会馆”。行走在春熙路上,随处可见日企的身影。

但70多年前,这里的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研究川军抗战三十多年,并多次探望川军老兵的郑光路介绍说:“历史上,四川曾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地方,他们都想当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窝里斗’正起劲,哪里甘愿俯首称臣。蒋介石上台后,各省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而整个四川军阀则磨硬泡地与蒋介石对着干。”

往上,川军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的四川第十七镇新军。辛亥革命爆发前,四川早已酝酿出“保路运动”,四川军民与清廷操戈,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清政府倒台后,全国各地军阀混战,而四川尤甚。

1933年,速成系军阀刘湘与其堂叔刘文辉展开“二刘大战”时,四川辖区已经历大小军阀混战470多次,可谓民不聊生。其间人祸天灾并行,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旱,荒野千里、饿殍满地,人皆相食。刘湘大获全胜后,成为四川的最大军阀,拥兵一百多个团。1933年12月20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撤销四川军阀割据防区,统一指挥川军。刘湘允许统一开放四川门户,接受中央军入川。193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率领别动队入川到达重庆。同年3月3日,蒋介石到重庆,统帅四川境内各部,决心将四川军阀政权“中央化”。

1935年8月,蒋介石举办“峨山康川滇黔军官训练团”,开始改造川军。蒋介石任团长亲自讲课,刘湘任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刘文辉、邓锡侯为团附,并招收士兵和青年入学,培养士兵黄埔精神,以期将散乱的川军国家化。尽管如此,四川多数军阀依然与中央军不在一条心上。

但日本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这一历史时局的进程。面对日军的暴行和倒行逆施,川民毁家纾难,民族大义为上的四川人民甘愿抛头颅为中华民族奋战。

从“军阀割据”到“艰难中央化”

1937年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召开。何应钦演讲:“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的庞大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

对此,郑光路说:“前一天川军各派系头目还在各自怨天尤人,这场会议也不欢而散,但是第二天却是惊天逆转。”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他进一步解释说,“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消息一传来,如遭雷轰,顿时将领们同仇敌忾纷纷大叫,‘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省主席刘甫公(刘湘)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辱!’”

自此常年内战,倚重苛捐杂税,被老百姓称为“烂军阀”的川军走向了一条正义之路。

1937年8月7日,刘湘代表川军赶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当时报纸《国民公报》8月8日报道,刘湘在出发前发下豪语,“本人此次晋京,定不负川中父老,以慰国人之望!”刘湘在国防会议做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演讲,郑重承诺,“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以不可贡献国家……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刘湘回川后,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呼吁“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7千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他省尤为重大”。成都、重庆及川内各地纷纷响应,士农工商各界出人出力。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命令四川出兵,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1937年8月18日,川军抗战出川协商会议召开,刘湘抱病主持,聚集了邓锡侯、孙震、李家钰、刘文辉、傅常等川军高级将领。会议决定首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兵力,共计15个师,其中绥署直辖的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3个军各出两个师;45军邓锡侯部出2个师;47军李家钰部本可只需出一个师,但其专念为国效忠,全军2个师全部出川;20军杨森部两个师和郭汝栋1个师坚决请缨抗战,全部出川。

1937年9月1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盛大的“出川将士欢送大会”。各级军人代表先后慷慨陈词,第七战区第二纵队司令兼第21军军长唐式遵誓言,“式遵宣誓出川抗战,失土不复,誓不返川。”

首批兵力共计15个师

出川抗战

首次战役

穿破军服,脚着草鞋上战场

川军出川第一纵队以第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七军组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川陕大道北上,西安集中,增援晋东北前线。第二纵队以第二十一军、二十三军、四十四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由东路川鄂大道出发,顺江东下出夔门,于宜昌集中,准备增援平汉铁路。另外以在贵州的第二十军杨森部配属一军编为第二十七集团军,由贵州出发,于武汉集中准备增援上海前线。

事实上,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参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据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川军出发前,刘湘曾叮嘱部下,“出川各军同归本战区指挥,不得分割使用,希各军长知照。”出川之后的川军各集团军,因战时的紧急情况,只能被打散派往前线各地,融入到了整个抗日战场中,每五六个士兵中就有一个四川人。

开赴各地的川军,大多数刚到集中地,还没来得及休整,就被仓促派往前线投入战斗。粮食物资、后勤补给、弹药补充、医疗设备更是毫无准备,有的部队甚至连当地的作战地图都没有。参加北路战场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在仲秋时节从四川徒步出发,着单衣短裤或光脚或草鞋,到达山西时已经是天寒地冻。郑光路感慨地说:“几十万川军将士,留下遗嘱,身穿破军服,脚踏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装备简陋寒酸,走向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川军敢于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抗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川军老兵何聘儒先生回忆:“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川军伤亡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此役后,全师四千多人仅剩下六百多人!

川军最大的特点是誓不投降,郑光路说:“川军与日军轻重机枪对阵中,往往整连整排倒下,场面异常壮观。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就战死在沙场上,他是川军在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

“死”字旗下,伤亡64万袍泽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张萌 发自成都

1943年,号角声声。连续6年遭受日本轰炸,整个四川满目疮痍。行人衣衫褴褛,天地一片灰色。这是8年抗战最为艰苦的一段岁月,这是抗日前线极度缺乏兵源的紧张关头。

四川安县,老父王者成伸出颤微微的双手,为即将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披上了“死”字旗。站在成都市“国民革命军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纪念碑及塑像凸现悲壮之气,使人浮想当年64万四川袍泽慷慨大义,伤亡救国的壮举。

但当初仓促出川奔赴前线时,大多数川军因长期在川,甚至连中央军与日军的军服都分不清。有破衣草鞋的哨兵,误认大衣皮靴骑马佩刀的日军为国军,前去寒暄问候而被杀害。更有不认识日军坦克,误以为是中央军汽车,要求搭车而被枪杀,令人扼腕叹息……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出川后也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杨森率领的川军第20军作为先头部队,从贵州徒步出发,最先开赴战场。川军武器极其低劣,郑光路介绍说:“当时在淞沪会战时还有另外一支川军,郭守栋的第43军,一个连有士兵八九十人,但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连瞄准器都没有……”

杨森部下134师402旅804团团长向文彬临危受命,率团救援。但该团收复失地后,一两千士兵只剩120人,401旅802团团长林相侯奉命御敌,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头部中弹身亡,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团长。

川军以疲惫之师、落后的武器装备与以逸待劳的日军鏖战七昼夜,死伤7000人。据《川军抗战亲历记》记载:副军长夏炯抹着泪水向杨森汇报,“我20军坚守住了阵地,但也几乎打得精光!”杨森脸色铁青,难受至极,肌肉抽动,喃喃自语,“7000人,我杨森的子弟兵啊!”

第20军7000人打得精光

淞沪会战

“徐州会战”时,日军南北两路进攻徐州,矶谷第10师团和坂垣第5师团共60000人,气焰嚣张。率领川军122师的王铭章早已做好捐躯准备,出征前立下遗嘱:“我此次出征,很可能为国家战死,这是我的夙愿!”

1938年3月14日,日军用20多门大炮、坦克,20多架飞机向两下店、界河发起全面进攻,川军死伤惨重。蒋介石命41军孙震固守滕县三日,孙震命王铭章死守,王铭章硬声回答,“誓与此城共存亡!”苦战到3月17日下午3时后,日军进攻更猛烈。20多架飞机狂轰,10门重炮狂炸,城内守军负伤坚守,血肉横飞。日军入城后,川军冲出与敌军血拼巷战,直至深夜。孙震在“战斗详报”中写道:“弹尽援绝,继之以白刃,更之以拳,复之以齿,终之以血、以头颅……虽牺牲殆尽,亦不稍顾!”当晚王铭章拍出最后一电后,亲上战场督战负伤,后自杀殉国。

王铭章自杀殉国

徐州会战

1937年10月25日,刘湘接到蒋介石密令,把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调往浙江、江苏、安徽一带,参加拱卫南京的外围战。刘湘气急败坏于川军出川后被分散得七零八落,但又激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抱病咳血出川。中央军并没有给予物资资助,而且控制了车船交通,川军不得不徒步出战。

1937年11月22日,刘湘重病复发,昏迷后被转往武汉,此时正是川军血战保卫南京的危急时刻。川军集中于安徽广德、浙江泗安一线。其中144师郭勋祺在太湖西岸设防,饶国华的145师担任右翼设防,固守广德阻挡日军北上,拱卫南京,战况尤为惨烈。1937年11月30日晚,饶国华焚香祷告后,盘坐于一棵大树下,在极度的悲愤壮烈的情怀中自杀殉国。毛泽东给饶国华很高的称赞,称他为“崇高伟大的楷模”。周恩来评价道,“广泗一战,举世震惊。”

广泗一战,举世震惊

南京保卫战

“朱砂岭”:方言惹的祸

第一次出川重走父亲抗战路,是在2013年11月到12月之间。从北京出发,依次走访武汉、南京、湖州、长兴、太湖,再到皖南地区的泾县和太平县。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郭开慧找到了他父亲郭勋祺的名字,并记住了纪念墙上拉贝的一句话,“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这让郭开慧坚定,要把川军的历史记录下去。

南京保卫战中川军为了掩护撤退的中央军,五万草鞋兵血流沙场,赢得数天时间。郭开慧说:“那个时候,你能为国家担当重任,那是你的荣耀。”

郭开慧与老伴王顺金走访到太湖西岸时,发现有几个战场遗址始终找不到,当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名,这让她很头疼。郭勋祺在作战详报中记载的战斗地点为“朱砂岭(夹沟)”,而郭开慧亲自走访后发现那里没有高山(岭),却在低洼山沟中有一片树林。与当地的村民反复沟通后,郭开慧才恍然大悟到当时的川军应该是说四川话,所以“是方言惹的祸,四川与浙江的方言土语对不上。后来我研究发现,川内所有的抗战资料上对于南山朱砂岭的记载都是错误的,这需要订正,应该为兰香山株树林。”

“鸳鸯枕”上的抗战诗

1937年11月27日,144师从太湖、兰香山、株树林三路夹击,包围了数百日军。此时,陈诚头在一天下午下达的撤退令,才被用摩托车送至郭勋祺部。郭勋祺当即决定,此时不宜撤退。交战中受伤后,郭勋祺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对官兵们喊道:“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如有擅失阵地者,不论级别高低,一律枪毙。”

敌军被打退后,他被送往南京就医,但伤势恶化,最后送到汉口天主堂医院时,已病危低烧不退。医生决定重新开刀割治,从腿中取出一包带血羊毛。郭开慧说:“出征前,母亲送给父亲三样东西随身携带。一件是枕头,上面绣有我父亲写的一首抗战诗,我母亲叫它鸳鸯枕,父亲叫它警枕;另一件是一张全家福,我母亲抱着我的哥哥和姐姐;另外一件就是一双长筒羊毛袜。子弹打穿了袜子,羊毛被裹进了伤口。从出征一直到抗战结束,父亲把枕头和照片完整地带回了家。”

最好位置的“万人坑”

“在皖南走访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个万人坑,‘万人’一点都不夸张,就在九华山脚下。在土里还挖出一块碑,上面刻着‘国民党政府军阵亡将士孤魂碑’。”

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当年就曾来到过皖南,她在一篇报道上写道,“去年(1938年)一年,50军就受伤3千人,阵亡7千。”这一条消息让郭开慧很纳闷,因为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伤得多,死得少。当郭开慧走访了当年的战地医院后才发现,多数伤病兵因医疗条件太差而无法得到治疗 ,她说:“军医院就是当地村民的祠堂,墙角每隔六七十厘米就写有编号,躺在地下就算是床位。一个挨着一个,就只能忍痛等死了。”

当地老百姓把村里最好位置的地拿出来安葬这些牺牲的将士。但是条件有限,绝大多数没有棺椁。当地的老百姓对郭开慧说,“这个地方好啊,白天有千人跪拜,晚上有万家烛火。”

当地老百姓非常感念川军的英勇抗战,皖南泾县查济村、后岸村的村民每年都会去祭拜,在走进墓地前都先要脱鞋,因为地下面都埋葬有阵亡将士的遗骸。郭开慧沉重地说:“我希望在这里建一个陵园,让将士们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让后人有祭拜的地方。”

专访抗战名将后人郭开慧:

“父亲血衣让我更有底气”

作为抗日名将郭勋祺的女儿,郭开慧小时候过得很压抑,内心里面充满了矛盾,现在一说起往事还是百感交集。郭勋祺曾但任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144师长,后升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司令。解放战争时,郭对成都解放有功,建国后担任四川省交通厅厅长。面对长江商报记者,郭开慧回忆,“父母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谈论往事,那个年代中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太多过去的事情。”

郭开慧心里开始变得有底气,却是缘于在家中发现了一块破布,其实是其父亲战时的血衣。“母亲快要去世以前,开始收集父亲的资料。我现在想想很后悔,那个时候应该帮助母亲才是。”从西南交通大学退休后,郭开慧两次重走父亲的抗战之路,开始了对父亲的抗战史研究。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刘湘泪满襟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张萌 发自成都

成都南郊公园内古柏森森,这里原本为“甫澄纪念公园”,是川军统帅刘湘(字甫澄)的墓园。如今公园石牌坊大门上的匾额被换成“成都武侯祠”,只有细心的人才可在牌坊下,一块小小的旅游介绍板上,看到不过70字的刘湘墓介绍。抬头往前望,墓园神道上依次坐落着三洞门、四方亭、多角亭、荐馨堂。但是这些建筑上却都没有匾额,如果不通过导游图上的解说,根本没法了解这些建筑物的用意。墓园主体荐馨堂,现在被移为它用,作为商业经典展示三国文化。据说当年三洞门上还挂着蒋介石手书的“英姿飒爽”匾。

如今的刘湘墓是文革被毁后重建的,棺椁停在墓园最北边的高台上,四周柏树环绕。紧挨着墓地东边有一条旅游商业街,是公园里人气最旺的地方,再往东一墙之隔便是武侯祠。这两地的相望,不禁有着一种历史的巧合,应了杜甫的那首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作为川军统帅,亲率大军出征,但却病死他乡,刘湘的死对于川军来说意义重大,一代将星如何陨落?本期长江商报一探究竟。

刘湘故乡安仁镇

五名将军“打国仗”而死

四川有二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仁镇则有三刘,同出一族,显赫一时:刘湘与其堂叔刘文辉同为四川两大地方军阀,而“中国第一大地主恶霸”刘文彩也是安仁镇人,是刘湘堂亲。刘湘外表憨厚,性格含蓄,喜怒不言于色,在同学之间总是不露锋芒。他还热心公务,乐于帮人,跑腿打杂最是勤快。刘湘是“不可貌相”之人,需要慧眼才能识别。英国外交家托勒就评断说:“刘湘给人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但他的那种为了目的而不折手段的权谋之计叫人永远难忘。”1909年,刘湘从四川陆军俗称学校毕业后,就凭借大智若愚和英勇善战,二十年间连连高升,直至军长、省主席。

记者从成都出发,到安仁镇走访刘湘的故乡,如今安仁还是“博物馆之乡”。到达安仁后,换成当地人开的三轮车,记者要去的地方,就是刘氏家族故居对面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聚落为樊建川先生所建,博物馆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宗旨,建成有关抗战主题的纪念馆7座,其中就有一座川军抗战纪念馆。

“川军的最大特点是家国情怀重,四川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念尤为强烈。”樊建川喝完一口茶后说。当时川军对日作战,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打国仗”。樊建川解释说:“川军打日本人特别拼命,而日军却没有派过一兵一卒打进四川,其他省的军队有可能是为家乡而战,川军出川作战是为国家大义而战。王铭章、饶国华、许国璋、李家钰、刘湘,五个川军将军死在了外面。”

不计老本抗战

只因“袍哥情谊”

为何常年内斗的川军,却能突然转变,做到“名族大义”、“家国情怀”至上呢?樊建川认为与四川的地域特点和文化有关。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朝廷的大后方: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到宋蒙战争,钓鱼城御敌。这让四川有了誓死效忠国家的传统。民国时,四川采取防区制,军政合一,财政税收统归军队管理。参军士兵都是乡里乡亲,沾亲带故,袍哥情谊很重。樊建川说道:“袍哥的帮会气息尤重,讲究袍泽之情,成员都拜关公,看重礼义廉耻,提倡忠义千秋。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当时一个军阀的士兵通常都来自同一个县城,地域性极强。因而在战斗时不容易被打散,或溃退,总是同生共死。樊建川吐出一口烟后说:“兄弟情谊很重,战场上要生死相交,不能丢下兄弟不管的。若是跑掉,被别人一封家书寄回去,回家后传为孬种,再也没法见人。”

“刘湘作为川军的总司令,他就是所有袍哥的总舵爷。川军出川抗战,他就得身先士卒,亲自出川。”樊建川对于刘湘出川的原因这样解释道。因为在袍哥看来舵爷的行为具有表率作用。樊建川继续说,“如果军长不亲自出军反而派一个副军长代替,那么师长也可以不去,派一个副师长去就可以。舵爷都不去,其他人就肯定不跟你玩了。” 

四川军阀跟其他地方军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每个军阀都是工商巨子,家财万贯,不靠外部提供军饷过日。樊建川语气凝重,看着记者感叹道:“刘湘他们本可以在家过安逸日子,却毫无保留地拿出老本,倾巢出动,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这一点太可贵了,别的军阀就不一样,像阎锡山就是不愿离开自己的老家,爱惜自己的老本,能拿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也就不错了。”

带病出征

不愿被说“贪生怕死装病”

刘湘常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胃溃疡。1937年11月12日,刘湘坚持抱病离川,请缨保卫首都南京。前线战事紧急,川军损失惨重,刘湘因过度忧劳,饮食失调,胃病复发,在办公椅上吐血晕倒。蒋介石于第二晚亲自探望刘湘,叮嘱其休养,并建议离开南京往外地就医。刘湘拒绝:“这次我川军30多万人出川抗战,我这个司令怎能临阵退缩?”两日后,刘湘病情加重,昏迷不醒,此时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准备撤离南京。11月28日,蒋介石在刘湘昏迷时,令人将其护送到后方,进入汉口万国医院。

南京失守后,沿海学校、工厂撤往内地。操心前方战事的同时,刘湘还商讨重建学校、工厂等民生工作。1937年12月29日,刘湘的高级参谋乔毅夫抵达汉口劝其回川休整。刘湘不从,不愿被人说“轰轰烈烈出川,贪生怕死装病回川”。1938年元旦,刘湘接到命令,其所兼任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由部下唐式遵接任。心情低落的刘湘,筹划了“反攻芜湖”战略。此后,刘湘病情进一步加重,常在半昏半醒之间。

1938年1月17日,德国医生给刘湘输血时,发现其血管已收缩,无法输血。1月20日晚,刘湘去世,享年48岁。而此前筹划的川军反攻芜湖计划,也功亏一篑。刘湘遗物中留有对全体川军的遗嘱:“余此次奉命出川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破解死因

宿疾复发,与蒋介石无关

刘湘去世后,有关其死因众说纷纭,主要有“反蒋事败被吓死”、“被蒋介石害死、毒死”两种传说。记者就此事咨询了专门研究川军抗战史的郑光路先生,郑光路通过其整理的大量史料,对此谣言做了反驳。

“反蒋事败被吓死”之说主要出自范绍增(哈儿师长)撰写《关于刘湘与韩复渠之死的一点见闻》一文。因刘湘被怀疑与韩复渠结盟反对蒋介石,范绍增声称他受戴笠要求,在刘湘病房旁秘密监视其动向。此外范绍增部下潘寅久发现:刘湘参谋处长徐思平写信给王瓒绪,让王瓒绪通知韩复渠把兵开到襄樊。后潘寅久将此事告发给蒋介石。所以何应钦代替蒋介石看望刘湘时,故意把此时透露给刘湘。刘湘知道密谋败露,大为震惊,吐血病发而死。

郑光路认为,此种观点不成立。王瓒绪早已倾向蒋介石,如此秘密行动,刘湘应该远远避开王瓒绪,不可能让其主导密谋。而徐思平早在1937年5月就去了法国,在刘湘去世后才回到香港。范绍增“病房旁监视”一事,不合情理,如此明目张胆,且据第七战区副参谋长余中英证实,几乎每天探望刘湘,并未发现隔壁开有房间。

“被蒋介石害死、毒死”一说出自刘湘夫人刘周玉书,而刘夫人此话据郑光路判断是在其丧夫之痛时的狂乱之语。亲历刘湘丧事的秦德君回忆,刘周玉书泼辣剽悍,在奔丧回成都后还经常扬言,“今天要杀这个对刘湘不忠的,明天要杀那个对刘湘不义的。闹得不可开交。”倒是在刘湘死后的第18天,心情平复后的刘周玉书,在悼文中透露出刘湘真正的死因,“宿疾”复发、“报国心切”、“营养不适”、“内外焦思”,而且还表示出没有照顾好夫君的自责。如果稍有证据,刘夫人肯定会不依不饶。

郑光路认为,一切阴谋害死刘湘的传闻大都疑点重重,离奇古怪。刘湘的死因不外乎情绪影响和操劳过度导致旧病复发,重病医治无效而亡。

川军名将谱

李家钰: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抗日殉国将领。字其相,四川蒲江人。1939年2月任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豫中会战中,指挥所部在新安、渑池地区抗击日军,5月21日率部转移至陕县秦家坡时,遭日军伏击,为国捐躯。

唐式遵: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为刘湘同学,1913年投入刘湘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式遵捐献私人住宅,为抗战筹借军费,亲率领部队出川,作战于平汉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唐式遵率第二十三集团军一直坚守在长江南岸,唐式遵始终践行其誓言:“敌一日不出国境,一日不还故乡。”

饶国华: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145师师长,其幼年丧父家贫,1911年17岁投笔从戎。因骁勇善战,勤奋研读《孙子兵法》,很为刘湘依重,渐由伙夫升为师长。饶国华率部参加广德战役阻击日军,但川军牺牲万余人,甚为惨烈,饶国华更是自戕殉国舍生取义。

范绍增:四川大竹县人,袍哥出身,被称为“哈儿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范绍增主动请缨杀敌,只身赶到上海前线,任第十一兵团副司令。范绍增率八十八军出川,亲临第一线督战,先后在江西东乡一带、浙西太湖张渚地区、宜昌一带与日军作战。范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1942年5月28日,率部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成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第一个阵亡在职师团长中将。

责编:ZB

长江重磅排行榜
视频播报
滚动新闻
长江商报APP
长江商报战略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