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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是否应该进一步放开?

2015-02-15 23:47:33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张瑜

全国多地“单独二孩”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一共有1100多万对,并将持续增加。但符合条件提出申请的家庭不足10%。在上海等地甚至不足5%。

如此形势,令人担忧。卫计委曾表示,几十年来,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计生政策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而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甚至接近“低生育陷阱”。单独二孩政策的落地,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未料,政策收效不佳。

有观点认为,严格的“一胎化”计生政策或许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少学者呼吁,应进一步放开二孩政策。中国社科院在报告中也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近日,甚至有地方政协常委提出,要“从政策和机制上让我们的子女生育两个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

由此来看,调整人口政策,在国家层面已有良好开端,各方讨论争议较多的是,有没有必要进一进放开政策。本报特邀相关专家,与您一同深入探讨该话题。

观念辨析

人口是不是负担

长江商报:我们总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从生活经验上看,大众也普遍觉得,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这种看法正确吗?

罗天昊:从人口密度上看,中国排名世界中下游,多数国家的人口密度,都超过中国。我们知道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日本,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

易富贤:中国城市“人口太多”,是因为城市规划不够合理。

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 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中心区、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分别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5千人。伦敦、东京全市每平方公里也只有5千人、6千人。

而中国连县城都是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的;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天津老城区每平方公里超过2.4万人,武汉等省会城市的一些区与北京相当,上海虹口区、黄浦区以及广州越秀区每平方公里差不多3.5万人。中国2014年城市化率超过54%,也就是目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所占据的面积只有1万亩土地,只相当于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导致“人满为患”、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

形成中国人口太多的印象另一个原因,是对粮食的担忧,其实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69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396公斤,中国的人均每天膳食热能、蛋白质、脂肪与日本、韩国相当,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由于粮食亩产的提高,中国抛荒的耕地已经远远超过城市总面积,还在快速增加。如果中国今后粮食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德国、法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25%;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50%。

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资源不但可以让大家能够自由地拥有生育权,而且吃的好,住的舒坦。如果中国所有城市全部依照芝加哥那种规划,完全有足够的土地,人们也不会感到“中国人太多了”。

长江商报:一种普遍的观念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过多必然导致资源匮乏,影响社会的发展。您赞同吗?为什么?

罗天昊: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全球民族国家,自近代以来,人口均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可以说,人口增长,是所有国家的一个数百年来的普遍现象。美国建国初期只有200万人口,现在接近4亿,它不是日益强大吗?人类原始社会只有几百万人口,而现在接近100亿,人口多了?但是人类的生活水平在进步,为什么?因为人的存在,不仅是对资源的消耗,也是对财富的创造。

把人口看做负担而非财富,是一种短视的观念。只想享受成年人的劳动力成果,却不愿意付出养育婴儿的成本,这样是自私和短视的,将受到客观规律的严惩。社会失去活力,老年化危机,就是这种短视的结果,值得警醒并迅速行动。

易富贤: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人口规模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近代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市场扩大,新的资源不断涌现,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GDP增加73倍,人均GDP翻了10倍多。可见人口并非只是负担,更是创造财富的力量。

现实洞察

人口红利消失影响几何

长江商报:中国当前的人口现状如何?呈现什么特点?

罗天昊: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口总数大,但是,人口集中在中老年阶段,缺少青少年,存在结构性矛盾。每次我呼吁,中国缺人,缺青年,很多人脑子转不过弯,总觉得中国太多,说缺人天方夜谭,就是因为人口结构被人忽视。

易富贤:中国需要生育率(妇女人均孩子数)为2.3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但是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1.18。中国人口结构将是高度不稳的倒三角结构,2010年40-44岁人口为1.25亿,20-24岁人口为1.27亿,而0-4岁人口只有0.75亿。

长江商报:目前一个共识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就您的观察,这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罗天昊:从经济上说,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中国劳动力锐减,经济未来将遭受重创。从社会活力上说,青年人的减少,民族暮气加重,中国将成为缺乏生机的老人国,创新能力将有可能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军事上,青年的缺乏,将使兵源减少,士气受到影响。从民族生存来说,本族青年减少,未来缺少竞争力,他国移民涌入,会被部分“占领”。

易富贤:我认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丰沛的劳动力数量才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22岁提高到2015年的38岁,2021年将达到40岁,2039年左右达到50岁;而印度的中位年龄在2015年、2040年只有27岁、34岁。

20-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欧洲20-64岁人口在1998年、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结构已老化)就出现经济危机。中国应提前预避免。

长江商报:在这方面,有哪些国家的案例,值得我们关注?

罗天昊:日本90年代的经济大滑坡,本质上就是因为人口危机导致。

易富贤:日本在1985年-1991年经济年均增长5%,但是1993年16-59岁劳动力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日本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1993年到2013年年均只增长0.86%。日本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17.7%下降到2013年的6.5%;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9.9%下降到2009年的4.8%;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数量从1994年的149家下降到2010年的68家。日本的储蓄率、投资率在1990年止涨回落,从1990年的33.6%、32.5%下降到2013年的21.7%、21.0%,而国债占GDP比例却从1990年的69%快速提升到2013年的243%。

日本在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如“日”中天,城市地价不断攀升(如中国前些年一样),六大城市(东京、大阪等)、其他城市的地价指数从1985年的92.9、92.8上升到1991年的285.3、144.9。但是在1991年人口危机拐点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地价大幅下降,六大城市、其他城市的地价指数下降到2014年的69.0、51.5。

中国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减少得很快,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份额可能将下降。中国的房地产也面临危机。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建言献策

如何避开低生育陷阱

长江商报: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其效果大不如预期。原因何在?

罗天昊: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公民普遍负担沉重,不堪重负。青年主体的家庭,更是如此,生活压力之下,生育意愿被抑制。二是,国家富裕之后,妇女被解放,生活空间更大,不愿意多生。欧美国家当下也是如此。

易富贤: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从目前的申请情况看,2014年只多生了几万人,2015年也只会多生二三十万人。申请人数如此之少,一方面,民众已经养成了生育的趴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来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一方面,经济、文化的发展降低了生育意愿,也提高了不孕率;此外,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

长江商报:中国社科院去年底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生育率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未来,中国该如何避免跌入低生育陷阱?

罗天昊:首先,当然是放开生育。然后,就是系列鼓励生育政策,如加大生育补贴,国家提供奶粉等。其实,还有一个隐秘的方面,在于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妇女解放,不是让女人张牙舞爪,造就“女汉子”,而是男女各安其位。拥有孩子,是女人塑造完美人生的一个美好的事情。未来,应该将女性作家务,也算作劳动,鼓励女性在适龄时期,暂时性回归家庭。

易富贤:中国需要改变现有的人口政策,并别出心裁地调整经济、教育模式、文化体系,改革城市规划模式,降低民生成本,让主流家庭愿意生、也养得起两三个孩子。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鼓励生育多年,成效甚微。

责编: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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