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一片湿地 留一点粮食

长江商报消息 洞庭湖环境保护攸关水鸟生态

□本报记者谢方 发自岳阳

洞庭湖，“海内巨浸”。

这种将洞庭湖称为“国内最大的湖”的说法，据称最早出现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在洞庭湖采桑湖管理站内的展示厅里，四张图全面展示了洞庭湖从1840年到1958年的面积变化。

1840年，洞庭湖水域面积仍有6270平方千米。此前，在唐宋时期的一些地方志中，洞庭湖已被描述为“绵亘八百里，横无际涯”。遗憾的是，洞庭湖“独占鳌头”的生涯仅百年。到1958年仅剩3141平方千米，而经过上世纪围湖造田的高峰之后，1998年，洞庭湖水域面积仅剩2681平方千米。“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名分也早在上世纪转给江西鄱阳湖。

秋后湖水消退，洞庭湖已不能连成一个完整的人形，明显地分化为东、南、西三个地区。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张鸿曾写文章称，造成洞庭湖面积衍变的原因除泥沙长期淤积的自然延边外，筑堤建垸对其影响最大，因此自清末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演变极其剧烈。

WWF长沙办公室高级经理蒋勇认为，目前洞庭湖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二是管理机制问题，三是湿地可持续利用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关键又在于“管理机制问题”的解决。他断言，机制问题一旦解决，第一、第三个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人物

（上接B13）

“鸟人”雷进宇

未见到雷进宇前，已听朋友多次提到这个爱鸟成痴的“鸟人”，他读的是教育学，现为WWF武汉办公室长江项目湿地与水鸟保护经理。这是一个因强烈、专注的爱好而引导自己人生道路的人。

此次采桑湖和大小西湖观鸟行程，他全程解疑答惑，看上去内敛严谨的他，提起鸟儿，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和知识，“鸟人”之名也由此而来。

引他入门的正是鸟类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赵欣如。2000年，还在读大学的雷进宇选修了赵欣如老师主讲的鸟类学。从上世纪90年代起，赵欣如致力于引领公众进行专业化观鸟，后每周三在北师大举行讲座，对公众开放，后来更实现网络直播，培养了一批专业爱鸟人、观鸟人。

雷进宇说，“赵老师像赵忠祥一样，将鸟儿的故事娓娓道来”，因为有广泛野外考察经验，赵欣如老师的课堂不那么“学究”，总是生动有趣，还经常组织十来个人去野外考察，这对在书斋内读书的雷进宇而言，无疑是新鲜世界，使他对鸟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那个年代，爱鸟、观鸟在中国还只是少数人能欣赏的活动，同好者极少。到互联网论坛兴起时代，全国各地爱鸟人组织了一个线上交流平台——中国观鸟论坛，分享观鸟知识，约着去看鸟。

他们相继参加了2002年湖南岳阳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举办的首届“全国·岳阳东洞庭湖观鸟大赛”等，这标志着全国性民间观鸟活动的开始。

提起2002年首届中国观鸟赛，雷进宇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第一届比赛吸引了12支队伍，共计48人参赛，他是其中之一，“48人在当时已很多了，每4名参赛者一队，各队自设线路，以观察到的鸟的种类多少为评判依据。结果全靠自觉。这一届比赛非常轰动。”雷进宇说，观鸟赛迄今已举办七届，他参与了其中四届，感觉影响力一年比一年大。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发展，观鸟活动逐渐已经成为都市里生态、休闲的时尚，各大城市成立了很多民间观鸟协会或组织。原来的几十人则大多成了这些观鸟协会的创办者或元老，原本只有几十人的观鸟论坛如今注册会员达40多万人。

雷进宇的脚步并未止步在业余观鸟爱好者上面。研究生毕业后，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本是一名儿童读物出版编辑，但两年之后，当终于等到一个进入到专业领域从事鸟类保护的机会时，他果断转为WWF的全职工作人员。

对雷进宇而言，现在的工作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有很多野外观鸟机会，“几乎90%的时间都是与人在打交道”，因为湿地保护、鸟类保护更多是与社会、人协调，教育学背景的他具有天然的优势。雷进宇叹息了一声，“我也是好久没这样看鸟了”。

算起来，雷进宇已经有了十四年的观鸟生涯。时间的累积，也使得他个人观鸟数据不断刷新，迄今为止，他已经看到过962种鸟了，“有名录记载，中国的鸟类大约有1400多种，我是希望可以看到越多越好。”

方向上的确定性，使得现在的雷进宇看上去踏实而坚定，似乎所有的经历都在鸟类保护这件事上汇集起来。2014年，他参与编辑出版了最新版的《中国鸟类图鉴》。

元明至清，洞庭湖面积鼎盛时期

在商周时期，有“只见云梦，不知洞庭”的说法，在那时洞庭湖还是一个微小得可以忽略的存在。而后，洞庭湖经历了一个由大变小，再由小变大，后来又由大变小的衍变过程。

自秦汉历经东晋、南朝时期，洞庭湖以四水入湖形成的春汛为主，未能形成夏汛和秋汛，所以洞庭湖洪水并未泛滥，也因此出现了湖区不断因泥沙淤积而萎缩的过程。

唐宋时期，由于荆江形成“九穴十三口”分流长江水入洞庭湖，使洞庭湖经受长江来水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扩张之势，水域面积扩大，古代形容的“八百里洞庭”也出于这一时期，汛期也从之前的春汛演变成了夏秋汛。唐宋之前，洞庭、赤沙和青草为三个分离的湖泊，唐宋时期的汛期已连成一片，洞庭湖开始逐步扩张变大。

元明至清代中期，是洞庭湖发展的鼎盛时期。宋朝之后，由于荆江河床淤积，洪水位抬升，开始出现“江高湖低，江水入湖”的现象，并受“九穴十三口”的影响，洞庭湖洪水开始不断泛滥。明清之际，朝廷采取“舍南救北”的治水方针，洞庭湖洪水四溢，洪灾不断，湖区面积也不断向外扩展。清道光《洞庭湖志》记载，洞庭湖“盛涨时子湖小港联为一片巨浸，八九百里。水落时洲汊百出，不可数计”。此时，洪水时期的洞庭湖面积已逾6000平方千米（1825年为6270平方千米）。

十九世纪中叶，洞庭湖开始由盛转衰，进入有史记载以来演变最为剧烈的阶段。由于“舍南救北”的治水方针，导致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两地溃口，形成了长江水由太平、调弦、藕池、松滋四口入洞庭湖的局面。四口入湖泥沙淤积，形成的河口三角洲自西北不断向南推进，洞庭湖由此进入迅速缩小的过程。从清代中期的6000余平方千米，很快萎缩到新中国成立初的4350平方千米。自此，洞庭湖经历一个由大变小，再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迅速萎缩的过程，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断萎缩、变小，直至目前的2625平方千米。

渔民在西洞庭湖用渔网捕鱼。本报记者 刘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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