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窗台都摆着几盆栀子花

长江商报消息 题记

红墙、红瓦、红窗户，印象中的红房子，不是那么高，坡屋顶，有烟囱、阳台、小院子，简洁、精致，有着一股别致的沧桑感。这样的红房子在武汉三镇随处可见，在江边的旧租界里、在里份里，在武昌、青山等各个角落，时隐时现。

而想起红房子，很多人会第一时间便想起青山。以街坊序号命名的那些红房子建筑，间隔在绿树楼亭之间，优雅别致，早已成为青山的代名词。绕着整个青山区转上半圈，大概也绕不出红房子的环绕。这红绿相间之中，多少人的青春、热情和回忆，被镌刻在那一砖一瓦之间。从工业三路到建设八路，从“红钢城”到“红卫路”，这些个地名，记下的是武汉特殊的一段历史。红房子，是最好的见证。

然而，这一历史正在随着城市建设慢慢隐匿、消失。有人感叹其逝去的时光，有人期望搬进新家，有人呼吁保护，有人为城市改造与转型发愁。众声喧哗中，那些红砖红瓦，化为历史的尘埃，隐匿于更深的城市角落。或许，更好的方式是，让他们重新回归阳光之下。可触摸、可追忆、可以循见这城市的某段历史，于我们，便是有幸。文/章凌

● 对话万谦（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红房子是红色时代的重要见证

“红房子”综合成本低，在那时被普遍使用

长江地理：红房子在青山、武昌以及汉口许多地方可见，他们有什么共同特色？

万谦：我们现在所讲的红房子，一般特指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所建的。在武汉，红房子在许多“武字头”企业（如武钢、武重、武锅等）旁边都能看到，其中以青山最为壮观。这种红砖被普遍用于工业建筑的厂房、宿舍中，与那时的建筑工艺、工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整体环境都有关联。不仅在武汉，在沈阳、重庆、长沙、福建等地也是一样。

长江地理：为什么红砖在那个时候用得这么多？

万谦：上个世纪中叶，红砖之所以被大量用于工业建筑中，是因为这种红砖综合成本较低，能承担一定的结构功能，且生产工艺难度不高，人们建设起来很方便，因此被广泛使用。但是这种烧制而成的红砖，属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工业发展提升之后，其优势慢慢地就没有了，因此在90年代逐渐被取代。

用红砖盖房子，在武汉最早始于租界之内

长江地理：红砖在建筑中被使用，似乎时候更早一些？

万谦：武汉最早的红砖建筑在旧租界内可以见到，比如建于上个世纪初的旧美国领事馆（现武汉市人才市场），以及一些打包厂、民居等建筑，像许多里份都是红砖建成的。与早期由西方引进红砖不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了本地的砖瓦厂，他们引进这种西方的制砖工艺和轮窑技术，自己生产砖。比如沈祝三，其引进德国技术生产的“阜成砖”，在武汉许多早期建筑中都能见到，至今在洞庭村，武汉大学等地的红砖房，都能找到正反不一的刻有“阜成”二字的红砖。

长江地理：这些红房子，其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的红房子并不相同？

万谦：早期的红房子，由于大多引进或者由本地的富商生产兴建，因此其工艺以及建筑结构都非常讲究。这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红房子有很大差别，新中国建设时期，条件艰苦，房屋很多并不是用钢筋而是用竹篾片结构的，红砖因其墙体厚重也还承担着一定的结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红房子由早期的坡屋顶到后期的平屋顶，主要注重使用和功用。因此这些房子的使用年限没那么长，现在很多都成了危房，没法住人了。

人们对历史建筑的价值认定仍有误区

长江地理：有那么多红房子已经不适宜住人了，为什么要留下来？

万谦：我们对历史建筑的价值认定有误区。历史建筑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建筑技术）。

红房子，尤其是青山片区以及“武字头”企业附近的，是上个世纪中期苏联援建以及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见证，它是整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记录与痕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最早红砖讲究的砌筑方式、建筑结构，逐渐到后期的简化过程，都是反映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我们希望能够留下在每一个时期里具有历史节点的物质标本，这能帮助人们去认识和回溯城市发展的过程和脉络。

长江地理：红房子的建筑工艺是否也是值得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谦：从砖的使用上来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砖多是烧制而成，与现在的压制砖比明显更防潮、隔热；而且砖本身就是一种工艺品，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从它的价值评定上来说，传统的青砖与西方工艺的红砖也不同，比如福建民居中可以看到有一种烧制红砖，码放方式很讲究，其构成青红相间的花纹肌理，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以前的红砖与现在的红砖不同，不论是色泽还是工艺都极具时代感，有种沧桑的味道，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

探访 武重

吃个饭一喊，伢们就回了

田汉大剧院原是武重俱乐部

从青鱼嘴站下车，抬头便可望见武重社区几个大字。旁边是杂乱的武重厂前村菜市场，脚跟落地未稳，汽车便呼啸而过。往东行数步，便能见到一个穿着红色小棉袄的老人坐在马路边晒太阳，最近的小巷里传出打铁声。小巷子口是一对老夫妻开的小杂货铺，两公婆都在店门口打盹，如此暖阳确实难得。

进到小巷内，就看到有六七个白发老奶奶在楼前空地上打麻将，只听得一阵“碰牌”噼啪声。临街7栋的红房子外墙都被重新粉刷过了。里面仍保持原样，中间新修的房子将其隔断，显得极为零散。楼之间的空地很宽敞，晒着棉被和衣服，吸附着外墙的巨大烟囱上积满了厚厚的油垢，横七竖八的电线就这么挂着，房屋狭窄，潮湿。

对于我的到来，人们并不欢迎。大概因为临近的红房子相继被拆，人们对于闯入者格外敏感。只有一位老奶奶给我搬了一把椅子，与我寒暄。坐上去，椅子还嘎吱嘎吱地响，像是预言着这里的颓败。

“我和老伴都是武重的老职工”，汤奶奶说，“我是厂里的车工，三十多年前和老伴搬进了这个房子。当时一家六口人住的是一室一厅，过得很快乐。”已经71岁的汤奶奶一边搓麻将，一边和我话往事。“现在这里住的都是老人，我是最小的。”前几年老伴走了，孩子们成了家也搬出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舍不得离开，留在这里和旧邻居打打牌，日子也挺惬意的。”

汤奶奶说，小区内现在大不如前。最早建立的时候，这里足球场、小学、幼儿园、商店、猪肉铺什么都有，“小孩子出门玩，吃个饭一喊，伢们就回了。俱乐部的露天电影院还可以看免费电影。”原来，现在的田汉大剧院以前就是武重俱乐部。

巷子内的两栋保持着最初的样子，由以前的武重技校改建，原本三层楼的房子后来加盖了两层。住在楼内的徐奶奶出门倒洗锅水，热心地邀我进屋。年近60的她和正在读研的小儿子一起生活，里间是小儿子的房间，外面是她的卧室，由以前的走廊改成。整间房子散发出一股陈旧的味道，墙壁已经斑驳。徐奶奶有点耳背，只能扯着嗓子跟她聊天。她不停地问，“丫头，听懂没？”

临走的时候，我听见老人家在咳嗽。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狗吠声，以及那从未间断的搓麻将的声音，我离开了这里，像是被一首交杂着各种情绪的交响乐送别一样。

老八栋红房子别墅，底下原来是防空洞

经老人家指引，穿过马路就是田汉大剧院了。从左边拾阶而上，步上数十街台阶便能见到老人们所说的前苏联专家曾经住过的八栋红房子别墅。因为墙面都砌上了水泥，已经分辨不出其样貌了。除了全木质的房屋构建和依稀可辨的别墅外形，已不复当时的辉煌。

80多岁的何雨清，此时正抱着晒好的一条棉裤往屋里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25岁。为了响应小厂支援大厂的号召从汉口调到了武重，1955年和老伴搬到了这里。”何师傅称，刚搬来的时候每个窗台都摆着几盆栀子花，楼前还一片小树林，漂亮得很。“这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建的，应该是最早的一批红房子别墅。必须是三代八口人才能分到这里，两代八口人是不成的。”据何师傅说，在他们入住之前，这房子前苏联专家和部队干部都住过，只是时间不长。苏联停止援建之后不久，武重的工人就搬了进来。曾经的一个小别墅住了四户人家，共用厨房和厕所。因为嫌门前的小树林招蚊子，后来都砍了。

“当时武重这一片还是农田，几万人的大厂，一下班，马路上黑压压一片，只看得到人。”何师傅告诉我，从姚家岭到东湖这一片都是职工的房子，“当时我做翻砂工，专门制造大型铸件的”。

何师傅告诉我，这八栋别墅底下原是防空洞，所以每栋楼都用钢板加固了5、6圈。这八栋红房子别墅，每栋只有两层，一层各两户人家。进门便是楼梯，拐弯处有两个厨房，供四户人家共用。大门的门窗上还贴着“福星高照”的横幅，红色的木质窗户上油漆已严重脱落。砖木结构的老别墅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景象，二楼楼梯扶手早被油烟熏成了黑色。何雨清的家就在一层的右手边，由于整个别墅是木质结构，地板、房顶、楼梯都是木质的，过了半个多世纪，地板早已发霉塌陷，被换成了水泥，天花板正在脱落，木头外露。走在木楼梯上地板嘎嘎作响，老房子明显已显老态。

“我们家8口人，住这房子太挤了，我们还自己在楼与楼之间搭了个棚，再放了两张床。”现在那个棚子被改成了厨房，房间里也只有何师傅和老伴住了。现在这里多是老人家，大多也有80多岁了。每一家的阳台都盛放着娇艳无比的鲜花，不晓得是谁家的院子里还停放着一辆老式自行车，布满灰尘。

本版稿件本报记者章凌 庞伟红 采写 原丽阳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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