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一代的乡愁无可排遣

长江商报消息 人民公社的解体、知青回城、高考恢复、琼瑶小说邓丽君歌曲风靡神州、南下打工潮等等，都已经成为历史，任何一个经历者心中想必都五味杂陈。

近日，刚过不惑之年的知名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出版新书《进城走了十八年》，讲述自己进城前后的点滴故事与心得，试图探寻城乡差别的制度性根源，引起了不少70后的共鸣与网上讨论。日前，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诉说他内心深处比鲁迅那一代人更为深重的乡愁，忆起他对往日乡村伙伴的那份伤痛，谈起他对城乡差别的切身体会。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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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城的路更为艰难

对我而言，可能和多数同龄的乡村少年一样，进城的最大动力就是当农民太苦，要扔掉锄头把儿必须努力学习。就像传说中的黄冈中学用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选择来勉励农家子弟。

锐读：写作《进城走了十八年》这本书，算是对自己进城历史的一种记录和反省么？这个过程，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十年砍柴：我感触最深的是城乡差别的巨大，是乡下孩子成长所处的资源劣势。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是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但在过去的六十年，公权力用行政的措施加大了城乡差距，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是粮食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在我成长的时期，吃农村粮和吃国家粮——即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差别是天上地下。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村里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姑娘，能嫁给一个懒惰、丑陋、无文化但有城市户口的工人，都算是高攀。

锐读：新书的副标题为“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相比前后两代，属于出生在1970年代的乡村人的共同记忆会有所不同么？

十年砍柴：在中国乡村长大的70年代的乡村记忆，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乡土社会走向城市化社会中的新旧交替的冲突。旧的农耕牧歌余韵悠悠和新的工业化进行曲狂飙猛进交融在一起。

锐读： 70后一代人进城有啥特殊性？而您当时进城过程中又有哪些个人因素起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十年砍柴：其实用“70后”这样单纯的公元纪年来划分一代人并不很科学，但社会上流行这类说法，我就采用了。从生活环境、社会背景而言，1968年到1978年出生的人可能具有更大的共性。这十年出生的中国乡村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赶上了农耕文明的尾巴，许多传统的农活他们会干，还对传统的民俗有起码的认识。他们进城的路更为艰难，多半是靠高考或当兵才能改变乡村人的身份，而这两条路十分狭窄。如果说有什么消极的因素，那就是成长的过程中由乡下人自卑而滋生的过于敏感和自尊，对城里条件好的同龄人多多少少有一种愤恨式的羡慕。当然，这种情绪，随着进城的漫长岁月，一点点消融了。

每次回乡都有鲁迅见闰土的感觉

这位族兄的母亲常感叹父子两代都是替别人背米袋子，而别人发达了。这种比较是很让人伤心的。这种贫困的代际传递，乡下人只能归结为祖坟风水和生辰八字的差异。

锐读：回想起来，您在乡下接受的是怎样的一种启蒙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对您的成长影响各在什么方面？

十年砍柴：小学阶段应该主要是做人的教育、习惯养成的教育，次要的是知识教育。现在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知识的传授成为最重要的，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其他都可以不论。我在乡村接受的启蒙教育，倒是更符合教育规律。我的小学老师全部是民办教师，仅仅在“文革”中读过初中或高中，他们的知识水平无法和城镇小学那些科班出身的相比。而且每天只上四节课，学生就回家干农活。但我们那所小学考出了许多大学生，其中还有1984年的湖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

现在想来，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在那个小环境中，家庭、社会的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譬如那个1984年的理科状元和我一样，父母特别重视教育，兄弟互相激励，刻苦学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乡村里还未消失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如守信用，清白做人，重视名誉，尊重长辈。这种无形的熏陶比学校里“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效果要好得多。

锐读：您也认为自己的命运拐点是考上了大学。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考上大学不只是意味着跳出了农门吧？此后您有了新的人生规划么？

十年砍柴：是的，在高考扩招前，农家孩子考上大学特别是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其意义远远超过“跳出农门”，因为那一刻他的起点不仅比还留在乡村的农村青年高，也高于许多不能上大学的城镇青年，一下子从“农门”进了“龙门”。我得知自己考上重点大学后，真有李白诗中所写的那种感觉：“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因此我格外珍惜命运对我的垂青。少年时在乡村，爱读书却无书可读，进了大学，我没有特别细的人生规划。但是有两点自己很明确，一是泡图书馆拼命地读书，我回忆一下，大学真读了不少书，包括许多和我专业无关的书；二是有点功利，入党，当学生干部，知道农家孩子没后台，为日后毕业找工作增加一点砝码。后来证明这两方面的努力，对自己的人生有相当的益处。

锐读：您在书里写到很多小人物，有亲戚、宗亲，也有不同职业的朋友、社会的边缘人物，记下了他们的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身边人的命运？

十年砍柴：我每次回乡探亲，和一些尚留在乡村的伙伴交流，就有《故乡》中鲁迅见闰土的感受。其实从我考上大学那一刻开始，我就意识到我和伙伴们之间，命运有了巨大的差异，只是随着年岁增长，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让我尤为痛心的是，好些人天资相当不错且读书刻苦，就是因为家境贫困或父母不重视教育，早早辍学，然后就留在底层。

我这本书里写到一位少年时和我最为投缘的族兄，大我一岁，同一所初中和高中，因家境贫困高二时他不得不南下打工，至今生活仍非常艰难。他的父亲少年时和另一位同族兄弟一起上学，常给那位兄弟背米袋子，后来两人分别考入不同的中专，1960年代大饥饿，许多学校解散，他父亲下放回原籍当农民，孩子多，干农活又不行，人不善交际，家境是全村最穷的，而那位同族兄弟幸运地继续留在城里上学，最后官至东北一个地级市的林业局长。

我和这位族兄读高中时，每周日回家拿米步行去10公里外的学校，他力气大，把我的米袋子一并挑着。后来他辗转广东打工，生活很苦，有一次老板欠薪，找到我，我找到那边的朋友替他把那点血汗钱要回来。你想想，作为一个时常写评论批评社会制度性不公的人文知识分子，我对自己身边这类小人物，能不投入感情么？

贫困的代际传递更明显了

当贫寒子弟的上升孔道越来越被堵塞，整个社会上下流动停滞，最终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历史已一次又一次做了证明。

锐读：如今很多与您有着相同来路的年轻人正涌入城市，但时代背景早就不一样了。您觉得他们的路相较于你们这一代更宽广了么？你们的经验仍然适用于他们么？

十年砍柴：80后、90后一代人，进城更容易了，总体说来，他们面临的社会环境比我们当时更加开放，户籍制度对他们的束缚比我们当时小得多。但他们的路未必就比我们宽广，这牵扯到制度公平的问题。无论哪个时代，我想寒门子弟需要读书比别人更努力，尽量抓住每一点机会，这样的经验我想不会过时。

锐读：一名任职15年的教师近日在网上发帖称，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热议。您怎么看乡下贫寒家庭子弟的未来？

十年砍柴：《南方周末》前不久有一篇长篇报道《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说的是同一个问题。我在这本书刚出版时，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天‘贫困的代际传递’更明显了。现在农村的孩子，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随父母进城读书，生活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得多了，但他们在求学、求职时面临的竞争环境确实不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公平。那时候高考虽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一旦凭本事考上，会改变自己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可大学扩招后，农村孩子的努力被稀释了，几乎高中毕业都能上大学，而且学费昂贵，农村孩子即使考上重点大学又怎样，到找工作时是‘拼爹’，看谁的家庭更有社会关系。农民是现实的，这几年我们家乡‘读书无用论’又起来了，这是大背景决定的。如果晚生十年，很难说我会有这点小成就。”

当然，我们不能把寒门难出贵子的主要责任归结为大学扩招，大学扩招客观上增加了所有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如果一个社会大的方面、根本性的制度缺乏公平，某些小的方面的改革，其目标很美好，往往结果却相反。

锐读：从1993年拿着毕业证书和派遣通知单走进北京，到现在又有近20年。您觉得现在真正融入城市了么？身份意识历经了什么过程？

十年砍柴：只是有时候夜深人静时，想想童年往事，会有一丝惶惑：我真的是城里人吗？融入城市的过程是痛苦的，毕业后前两年是瓶颈期，孤独、贫穷、自卑等等叠加在一起，真的很难熬。第一年没钱回湖南老家过年，和几个一起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在集体宿舍自己做年夜饭，鞭炮连连，听着很不是滋味。连上公共汽车买票，也担心因口音受到售票员的奚落。星期天一个人伫立在过街天桥上，看两边的高楼和桥下的车流，觉得这一切的繁华与我无关。而对远在老家的父母亲戚来说，总觉得你能分配进北京，有出息了，期望值也很高。

现在我想应该算融进城市了，因为你的工作、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和城市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职业、家庭、朋友圈子都在北京，在这里无论生活还是工作，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也能获得小小的成就感。而离开22年的故乡，真的仅供怀念了。物是人非，甚至物也不是了。

乡村呈现了空壳化

我知道，没有公平的制度，任何人的幸福都是不牢靠的。从某种意义来说，生而为北京人所拥有的某些优势是“不当得利”。

锐读：当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时，作为为耕读文化唱挽歌的一代，您能感受到所谓的乡愁么？在您的回忆中，1980年代的农村确实有些“春的生机”，而现在的农村在您眼里是种什么样的存在？

十年砍柴：我现在感觉到的乡愁，恐怕比鲁迅、沈从文那个时代笔下的乡愁更为沉重、纠结。上世纪20年代，尽管也有外来的经济模式和文化对乡村有冲击，但乡村总体的格局和程序没变，无论鲁迅回鲁镇，还是沈从文回湘西，感觉到的变化只是人心不古之类。而现在乡村的正常社会生态已经被破坏，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只留下老人和小孩，没有活力和生气，呈现出了空壳化，哪怕房子建得越来越漂亮，但实质上的凋敝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这一代离乡进城的乡愁，是无可排遣的，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锐读：前不久您中年得子，而且儿子将在北京成长，这让您的心态，以及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十年砍柴：他出生后，我去北京东城区给他上户口，户籍民警对我表示祝贺。那一刻我欣喜而又悲哀。反问自己，难道我和他妈妈奋斗多年，进了北京，就是为了生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么？如果人生奋斗目标这样庸俗，情何以堪呀？但现实地想想，孩子一降生就是北京市民，比起他生长在老家，确实要占据更好的资源。现在不仅城乡差别甚大，即使不同的城市之间，也有资源分配欠公平的差别。

几年前我听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一所大学的法学院到武汉一所名校法学院挖一个知名法学家，武汉那所高校盛情挽留。这位学者只说了一个理由：北京那所高校调我走，解决我妻子和孩子的北京户口，三年后我的孩子就要高考了，同样的成绩在北京能上北大、清华，在湖北可能只能上二本。这一理由让挽留者无话可说。

我内心的矛盾之处在于，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孩子有好的起点，占据更优的资源。但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一直痛恨这种制度上的不公。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包括我儿子在内，能在一个公平的制度下成长、竞争。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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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迎时代巨变,可谓是一种幸运

“80后集体进入而立之年”，近来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殊不知，70后也集体进入不惑之年。一代有一代之怀念，一代有一代之困惑。

十年砍柴是一位在湖南山村长大的70后。在少年时期，他真切感受到中国农耕文化的余波，接受着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却没来得及消化便急匆匆地搭上了突飞猛进的城市列车。他刻苦学习，接受做人的教育，借助高考这个平台，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跨越，花了18年光阴。

在进城20年后，为了排遣自己对故乡的怀念，十年砍柴花了几年时间，陆续写成了20万字的自传散文集《进城走了十八年》。他在《自序》里写道：“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成群地进城。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对于自己人生的戏剧性变化，他始终难以忘怀，“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没什么差别。”他认为，70后从“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躬迎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

其实，早在十年砍柴此番感叹之前，作家余华就发出“中国40年相当于西方400年”的追问。余华曾把《兄弟》称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诞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当代的故事，那是一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日的欧洲。”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而一个中国人只要40年就经历了，400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当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卢欢/文

我现在感觉到的乡愁，恐怕比鲁迅、沈从文那个时代笔下的乡愁更为沉重、纠结。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这一代离乡进城的乡愁，是无可排遣的，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十年砍柴

一个繁华的、拥挤的超大城市北京，一个人口将达到14亿、经济总值全球第二的中国，将为我的儿子提供何种空间和舞台，在这舞台上，他和他的同龄人将创造何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是四十为父的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摘自《进城走了十八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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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专栏作家、评论家，网络知名人士。本名李勇，先祖由江西迁湖南后第26代。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任过公务员、记者，现供职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语文出版社。平生最爱读书、写作二事，游走于历史文化和时事评论之间。已出版《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闲话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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