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欠薪顽疾需管理归位

    每到年关，拖欠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年年整治却难以根除，已成社会顽疾。“信义兄弟”虽然是包工头，但其工程款也被拖欠。在工地放假后，孙水林就一直留在北京催款，但是没有拿到全部工程款。后来，还是他弟弟孙东林从银行提取了自己的6.6万元，再加上母亲拿出的1万元养老钱，这才凑够了。悲剧的根源由此埋下。
    在我们高度颂扬“信义兄弟”之余，也当反思，工程款拖欠、欠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因为我们不愿看到，再次发生流血的悲剧，也不愿意看到，千千万万的农民工辛苦工作一年，却拿不到自己的工资。治理欠薪问题，政府早有行动。我们至今记得，2003年轰动一时的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的新闻。在此之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薪专项治理。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各地也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其中不乏猛药。
    《通知》下发至今，时隔近7年，欠薪问题却依旧待解。治理拖欠工程款、欠薪问题，方法建议何其千计，每一项如果严格执行，其实都是破解这一顽疾之良药。但良药只是良药，良药治病如同医改，只有让公众看病不再难，看病不再贵，才算起到效果。文件、方案上的美好愿景，最需要的是能落实。治理工程款拖欠和欠薪问题，之所以多年待解，早已不是有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也不是决心问题，而在于问题背后具体而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制度难题。
    回忆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的新闻，欠薪的不是包工头、建筑商，而是云阳县政府。而今，各地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城建上的投入比2003年时更大，这一部分工程款拖欠问题，是否依旧存在？当然，除了政府直接拖欠工程款的情况，各地政府旗下的各类城投、高速公路公司……还有各类企业、开发商，都可能出现工程款拖欠问题。
    比较而言，诸如包工头诚信的问题，不过是小问题，也好解决。如果投资方、工程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导致的则是大面积的欠薪。从源头上说，之所以工程款容易出现拖欠，有两方面重要原因：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并未被普遍信仰；一些投资方资金不足，却强行上马项目，试图先让建筑公司垫付部分资金。另外，建设领域工程款拖欠，往往还是因为层层转包引起。
    这些问题，其实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管理。建设部一再表示，各地方政府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对本级政府拖欠的工程款进行认真清理，从每年财政计划中划出一定的比例专项用于清偿拖欠工程款。项目融资、信贷、开工条件……每一项也都有法规专门管理。经过近几年治理工程款拖欠、欠薪问题的努力，我们缺的已不是责任部门归位和制度，而是让这些部门、制度有力运转的机制；我们缺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决心，而是对劳动保障制度锐意改革的行动。
    管理部门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恪尽职守，而如何让这些部门都恪尽职守才是最大的问题。同时，在资方和政府面前，个体的力量永远是渺小的，维权需要组织。一方面，在现有体制内，增强工人群体的独立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司法的大门应该畅通无阻，公益性的司法援助应当被鼓励。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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