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点下的摊贩游商

    ◇ 黎明
    “城管与摊贩”的话题虽然时时掀起舆论浪潮，但有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却至今尚未得到澄清。我历来呼吁“政府要为‘走鬼’保驾护航”，多次申明“走鬼”有充分的“合法性”。而这样的主张，并非仅基于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和民主理念的理由，从经济学的视点观察与阐述这个问题也很有必要。
    不管政府允许不允许临时摆卖，摊子还得摆，“走鬼”都要走，因为城市需要它，现阶段的居民生活水平、生活特点决定了此项经营方式、这类社会成员必然存在。
    各个城市都有不少失业下岗人员、低收入家庭，他们需要以游商方式谋生——这是游商小贩存在的原因吗？是。因而政府允许、扶持他们的经营，会缓解就业压力，利于社会维稳，减少社会救济所需的人力、财力。
    然而，这条原因并非主因。决定性的原因不是来自无业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需求，而主要是由于他们有顾客、有市场。游商小贩的服务对象与潜在客源，除了和他们处在相似经济地位的人群，也有收入处于中下、中等、中上乃至较高水平的人群。
    没有人愿意过“低品位”生活。大家都知道，街边几元一顿的饭食比不上必胜客，大家也明白小摊的卫生保障、食品质量等各方面都不如星级酒店。但的确有一大批人必须吃小贩的食品，用小贩贩卖的廉价用品，并必须将这种低水平服务视为合理与正常。
    假如低收入人群消失，“走鬼”是否也会随之消失呢？不会。享受低档、廉价、即时的商品或服务，本来就是人们对商品与服务的不变要求。以千万身家经常享用不值钱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生活常态。“高档人群”铁定就要享受高档货和“豪华型”，中档人群就必须享受中档的东西，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高档或中档的傻瓜。
    我曾抛出这样的新词：“即兴式消费”、“非典型购物”和“流动中需求”，这些词就是在研究“走鬼”时发明的。“走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走”，在走动中送货到人的同时，实现自己养家糊口的需求。
    广州副市长苏泽群曾经说到，“像广州这种大都市，在市区里基本开辟不出地方让人乱摆卖”。这或许是部分官员的体会，但这绝非国际大都市的经验或者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广州居民和外来人口存在对摆卖的需求，由此也可以肯定这种需求不该被城市的规划、管理和“官念”所忽略。
    有些官员和专家认为有很多市场很多商场公开招租，要引导摆卖商贩到这些公开招租的地方去。可以看做这是好心，但这叫不切实际的善意。“走鬼”们其实不想受那风吹日晒的罪，他们也想有个安稳去处并做大做强，可是他们买不起、租不起经营场地，他们的本钱几乎全部都是“自身”。人们在没粥果腹的时候，大概都有吃肉的愿望，但此时有人出来建议他们吃肉极为不妥。
    我专门观察了特定时间的“走鬼”活动，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客观的经济理由、成本因素决定了“走鬼”必须走，并且规定了许多地点的不可固定经营。
    比如学校门口和邻近区域，上学和放学时摊贩因家长、学生有购买需求而集中于此，这就形成“走鬼”、学生、城市三赢的效应。学校邻区或无经营场地可供商家选择，或有商业场所但不适于食品经营，或小餐饮业因房价过高而无法包租……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走鬼”商品与方式的针对性准确而高效，家长和学生在那里的要的就是当即快速消费，即便附近有食屋也很少进入。再如文化娱乐场所和体育场所，这种地方的人群聚散无定，临时消费需求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下，以满足人群云集时的需求为依据安排固定经营场地，结果自然是多半商家倒闭破产。有“走鬼”在走，这种矛盾就解决了。
    至于摊贩商品尤其是食品的安全性，属于另一种管理职能的范围，对摊贩和三鹿奶粉等国企都应一视同仁。不过，从科学与经济角度的考量也不难得出这种结论：“一车推”设备出品的凉粉、豆腐串、炸薯条，其品质不见得比五星级大厨出品的差多少。
    假如我们不必带着“关怀弱势”的情绪为“走鬼”保驾护航，那也应以经济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了“压制社会总体成本”的摊贩经济。事实上，而今的“坐商”也多有游击经营和送货上门，如此即坐商亦“走鬼”，大家并没有对他们大喊“不公平”。再说，谁要是羡慕“走鬼优势”，尽管当“走鬼”享受特权去就是了，那是他的自由，不会有谁出来横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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