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之雨
在公共场所投放八千余把雨伞,供需要者免费借用,虽然“用后请您及时归还”的标识就贴在墙上,但40多天过去,只有2把归还。
这不是多么新鲜的故事。记得过去好几个城市都开展过类似的“市民道德试验”,结果几乎毫无二致。但这次我还是小小地吃了一惊。因为现在做试验的是重庆。
为什么在重庆上演旧闻,我就惊讶呢?原因很简单,重庆是近年来万众瞩目的明星城市,“打黑”与“唱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一个“红歌”到处豪迈响起,发“红段子”、读“红书”蔚成风气,被誉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城市,其市民在一次道德试验面前,交出的答卷不甚理想,多少有点意外。
但细细一想,如果不是重庆人,是其他地方的市民,会有足够的底气说比重庆人做得更好一些么?新闻中专家分析得很明白,“爱心伞归还率低,不能说明借伞者的素质低,主要还是爱心伞作为新生事物,市民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伞是需要还的,没养成借伞还伞的习惯。还有一个原因,因居住地离借伞的爱心亭有距离,有些人忘记或懒得再还。”是的,由于伞很便宜,假设归还的成本略高,要跑较远的路、占去较多的时间,会有多少国人愿意还伞,并视之为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所以嘲笑重庆人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思考事件的丰富内涵。
我首先想到的是,道德无法速进。我对别的城市发生类似事件并不吃惊,唯独对重庆例外,认为重庆人的道德素质应该远远领先一步,实际上就是犯了道德速进的妄想症。的确,重庆“打黑”、“唱红”均有显著成效,但公众道德素质的提升却几乎不可能像“打黑”那样立竿见影,一个市民也未必会随几句高亢的歌声而突然高尚起来。
然而,道德无法速进,却有速退的可能。1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事后调查显示,仅有4%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扶起老人。网友认为,这与当年南京“彭宇案”不无关系,“彭宇案”一纸判决,让中国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并非“彭宇案”而是“彭宇案”的“一纸判决”,让国人的道德速退,这是一个重要的表述。事实上,最易引发这种倒退的,往往来自于公权力的示范性导向。最近“官员判贪82万,家属扛230万退赃”也算得上奇闻一件。相关方面解释称,多退的钱属“违纪所得”,“没有证据表明这部分款项属于犯罪所得”。这样的解释会给公众传递怎样的信息呢?原来,我们的官员违违纪就可以弄上百万元,而且他把这上百万元装进自己口袋还不算犯罪!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是要随风摇摆的,在野的“小人”得到这般或明或暗的示意,诸如借把雨伞不还等等又算得了什么?
其次,我还想到,一个正常社会亟待建立的,应该是基本的公共道德。对那些编发“黄段子”、上歌厅点唱不太主流不太高雅歌曲者,进行教育甚至处罚,自然都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这一工作不宜代替公共道德的建设。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喜欢编几条“黄段子“、偶尔逛逛黄色网站的人,尽管其品质上或有瑕疵,但他到了公共场合,未必一定是公共道德的破坏者。国人的习惯是将公域和私域、公德和私德一锅煮,明明是他人私域的事情偏要窥视,窥视了还说被窥视者道德低下,相反却又常常忽视公德,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着一些道德高调而获得提升。对此也许是该略作调适的时候了。
作者系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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