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情绪不能任其累积

长江商报12月22日评论 12月21日，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其根源为民怨太深。

面对严重性、影响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从上至下多有反思。回顾2009年，依旧高发的群体性事件，暴烈程度，大部分不如瓮安事件那么强烈，但是发生的过程、逻辑，几乎都是瓮安事件的翻版。

常有人说，官员也不容易，公众应多体谅政府和官员的不容易。对此事实，无需辩驳。仍须阐明的是，面对不公和腐败，不抱怨是不正常的。群体性事件也好，普通的泄愤事件也好，上访也好，其实都是情绪的表达。情绪表达强烈，其实是遭受不公之后，表达权利的过激反应。对此，政府应该宽容，而不是陷入相互不可说服的治理状态，导致共识缺失、情绪积聚、对立升级。公众有情绪、有不满，但始终是希望通过合理表达，让政府体恤民情，寻求问题解决，不得不说，这其实是对政府的信任。

就像厦门、上海的“散步”，都是为了遇见可以说服的市长。2009年的任何一起群体性事件，任何一起或大或小，甚至都称不上事件的泄愤行为中的人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社科院的专家也注意到，很多群体性事件，准确叫“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非阶层性的，是说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无直接利益的，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和事件本身没有关系。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参与呢？这恐怕不是一句煽动、狂热可以解释。公众并非是情绪一旦出现就立即发泄，每一起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民众情绪的积累。就像“重庆打黑”，有数百官员、警察涉黑，原来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如此触目惊心，公众自然会有所抱怨。类似普遍且长期的情绪，被称为“抽象愤怒”，这和一人一事的愤怒有区别。抽象的愤怒，并非一定爆发，爆发之前理应有一个隐忍、表达的阶段，逐步宣泄。如果不需要隐忍，如果民众有表达的渠道，制度也有及时回应，也就可以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当然，群体性事件也是一种表达，但这样的表达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暴力的，是充满不信任的。但吊诡之处在于，问题得到治理和解决，不少情况下是因为发生了威胁到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这恰恰反证出，尊重民意的重要性；更说明，只有让公众有表达渠道（哪怕是非理性表达），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厦门PX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解决，都印证了只有对话欲望的滋长，不可说服的固执才会消释。

一些官员希望公众不要抱怨，但没有正常抱怨途径的后果已经说明，不抱怨其实异常危险。真正的和谐社会，是情绪即时消解。情绪，公众有，公职人员也有，但任何情绪都可以和谐相处。特别是情绪有途径宣泄，也就不会酿成戾气。

（长江商报 银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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